上海世博会临近，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世博会的举行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城市文化的排斥性和包容性的契机。一提起城市文化的排斥性，人们很容易想起城市对农村人的排斥。对于大都市来说，排斥的范围还不仅限于农村。比如，在北京人看来，北京以外的人口，都是“外地人”，外地人这个称谓不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是含有等级差别的意味；上海的逻辑也一样，非上海市区的人口都是“乡下人”。但有意思的是，并非所有“外地人”或“乡下人”都要排斥，如果是富豪、明星，那情形却要相反。这样说来，地域性的排斥与阶层差别联系在一起。

城市生活中的地域性排斥并非自古如此，它其实是现代化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各个地域的生活有相当的自主性，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商品、人口的流动不会很大，不存在全国性的商品、人力市场。农村人不会非要往城市里跑，城市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人们普遍效法的对象。那时的城市因政权建制和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聚集而形成，城市是五方杂地，并不会排斥外来人口。比如《水浒传》里的武大，从清河县搬到阳谷县城卖炊饼，并未见当地百姓怎么排斥他，武大被害实质是阶级压迫。

中国在列强侵略下进入现代社会后情形有些不同，在广大农村衰败破产的同时，一些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出现畸形繁荣：即一方面是权贵富人的奢华摩登；另一方面是广大穷人的贫穷痛苦。前者如《上海摩登》里的情景再现；后者如《骆驼祥子》中的生动描写。如果当时只有上层人的摩登生活才是城市生活的代表，那么下层人的确是被排斥在外的，但这种排斥是城市内部阶层间的排斥，并不是地域性排斥。以骆驼祥子为例，他从农村跑到北京拉车，他的生活悲剧由社会动乱、劳动力价格低廉、社会毫无保障体系造成。祥子的悲剧表明当时的城市已病入膏肓。祥子这样的人，在当时难免会遭到有钱有势阶层的歧视欺压，但并未遇到普通市民百姓的排斥歧视，而且恰好相反，北京姑娘虎妞要哭着喊着嫁给他。为何这样呢？因为那时普通市民百姓和祥子一样不享受城市的任何福利保障。

建国以后，新的政权着手城市生活重建，祥子这样的下层劳动者都在新的生产、分配、社会保障体制当中获得了一个安稳的位置，祥子的悲剧结束了。与此同时，广大农村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推行，也建立起一套生产、分配、社会保障体制。但是，因为当时广大农村需要承担城市工业化的巨大成本，为城市工业化做出贡献和牺牲，农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远低于城市。这样难免会造成农村人口自发地向城市流动，为了防止这种流动，国家出台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这样城乡二元体制最终建立起来。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和集体优越感也建立了起来。

这些年来，与农民进城打工的汹涌浪潮同步，中国社会开始阶层分化。城市人口在保持身份认同和优越感的同时，城市内部阶层间的排斥渐趋明显，地域性排斥与阶层间的排斥纠缠在一起。这从城市居民的空间分布很容易看出来。不同的阶层住在不同地段，随着中心城区的房价越来越贵，不属于富人阶层的人群，逐渐被排斥到城市外围边缘地区。这样，只要看一看你在城市所住地段，就能大概知道你的阶层所属，不同阶层被空间化了。空间化的依据是金钱，金钱把城市的居住空间安排得井井有条。

以上简单追溯了城市生活中地域性排斥与阶层间排斥的形成过程与社会基础。这为思考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的包容性提供了必要的参照和依据。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地域生活之间的对话，是世博会的一个目标，也是建构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胸襟、建设和谐世界的必要途径。只有深刻认识到当今城市生活中种种排斥机制的存在基础和形成原因，才能找到打破这些排斥机制的良方，建立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

实际上，城市生活中每一种排斥机制都离不开文化的帮衬，比如，张爱玲对“毕竟是上海人”的津津乐道，周立波对“咖啡文化”的夸夸其谈，都有意无意地为地域性排斥推波助澜。而如果能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周立波那种“咖啡文化”与“大蒜文化”的本质判断自然就会收场。如今，努力打破城乡差距、消除贫富分化、改善民生，是建设城市生活包容性的根本所在，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城市文化正是有利于此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