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爱平）那年在多伦多遇到一个叫杰克的白人，因为在北京待了若干年的缘故，其英文时不时地要用中文来帮助解释。就是这个人，告诉我说他筹划写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和西方的差异的书。他说中国人有许多可以西方学习的东西，而西方人也有许多该向中国人学习的地方。

我一直盼望着读杰克的书。但我们的交情刚开头，就因为他去了香港我搬了家而暂时告终。他的书究竟写好了没我最终也不得而知。杰克的书我没看到，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变成了我的心事，最终我决定帮他也帮自己完成这个心愿。

上篇：西风东渐 活在当下

上高中时，语文老师曾送给我一句话：“生不足百年，常怀千岁忧”（引用的，不是她自己说的）。记得那时候的我，常常凭栏眺望，满腔心事。因为那时候沉溺于“琼瑶”中，只为着前排座的男孩子不懂得我的心思而备受煎熬。

等后来那男孩子终于懂得我的心事时，高考录取通知下来了，他考取了外省的重点大学，而我呢因为单相思损耗精力太过，只考取了本地普通大学。大学期间，我喜欢上了哲学，日日忧郁地徘徊在萨特波娃尼采和叔本华之间，青春期的风花雪月全不懂得。

工作以后，腐败的领导和阿谀奉承的工作环境让我无法合群，于是图书馆成了我生活的避难所。书看得越多，镜片的度数越高，心中的失落感也越来越强烈。那时的我，是一个不懂得快乐的人。

出国以后，我发现走在大街上的男女老少都是一付祥和平静的面容。我发现，大多数外国人，和他们头顶上蓝天一样，没有过多杂念，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简单而快乐。

若干年过去了，我对外国人“青春永驻”的秘密有了更多地了解。第一次听到Oprah Winfrey说她小时候曾被亲戚强奸过时，我很震惊：一般名人，掩藏自己的“丑闻”都来不及，她却当着现场的和电视机前的不可数的观众说，难道就不怕自毁形象？听到那个消息后不久我转着圈在当地“学区”代课，在很多小学的教室里，我看到Oprah的像被高悬在黑板之上，与奥巴马、马丁.路德、科菲安南等人的照片并挂在一起，她的形象似乎不但没有受损，反而成了“在难境中求存”的成功典型。

Oprah代表了西方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向前看朝前走。过去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多么痛苦辛酸或者难堪，只要是过去了，就应该被埋葬，生活在对往日无益的追悔中无异于浪费时间；而未来的还不可知，花过多的时间设想未来也无益于浪费精力；重要的是现在、当下、唯一可以把握的，应该分秒必争，因为生命太短暂。

我发现，在外国待的时间越久，这种人生观的渗透力就越深越广，直至你或多或少也变成了一个因为简单生活而心情明朗的人。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诚信意识

圣诞节过后逛店，顺便拿了两件要退的礼物：都是给女儿的，一件不合身，另一套睡衣满身都是圣诞糖果，实在不喜欢。因为没有原发票收据，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谁知还没等我解释完毕，那小姑娘二话不说，就开始交换操作了。因为没发票，睡衣上又没有条形码，颇费周折，但小姑娘很耐心，直到一切都弄好叫我签了字，然后说：“新年快乐”。我心里觉得暖洋洋的。

类似这样的事我在加拿大经常碰到。还记得我在一个超市的“熟食部”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老太太从我手里买了一个三明治，转身刚走，三明治滑出了托盘，稀里哗啦掉了一地，我正心想：“糟糕，要扫地了”，正好超市总经理路过这里，只见他一个箭步上来扶住老太太，关切地问：“你没事吧？”，得到老太太肯定地回答后，经理转身对我说：“请给这位女士一个三明治”。我自然立马照办。看着老太太颤颤巍巍端着三明治走了，我对这位经理大人佩服得紧。试想，三明治是老太太买后自己弄掉的，本来与店家已经无关，可是经理坚持另外给她一个，这里面不只有浓浓的人情，也有精明的管理头脑：少卖一个三明治，却挽留了一名顾客，提高了店的信誉，不能不说是智慧的经营和人生哲学。

可是这种利人利己的哲学，中国商人总也学不会。小到买菜短斤少两，大到买房子少若干个平米，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处处要提要防的“雷区”，弄得人心惶惶，信誉全无。记得我出国的前几周，就好像天天在和人吵架：出门就遇到恶言恶语的公交车售票员；然后到“外办”拿文件，跑了一趟又一趟，就是扣着不给你，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后来陪老父亲去商场买毛衣，用他们单位过节给发的礼券，售货员以种种借口刁难，就是不给找钱……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想：就算是国外生活单调些，也总比天天跟人吵架强。

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将“诚信”两个字切切实实用在“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中国的文明才将会是更有魅力的文明。

公益事业

北京奥运给了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一次做“义工”的机会，也给了中国人一次与国际潮流接轨的机会。若干年前，公益事业像捐助、义工、慈善、环保等等都还停留在中央电视台的 “公益广告”。而现在，最时髦的名人都在做慈善事业。本来嘛，有钱人一向是潮流的领导者，看看现在的有钱人，受人尊敬的都在匀一部分时间和金钱关心公众和社会，像成龙李连杰章子仪，虽然章前些日子出了所谓的“捐款门”事件，但正如其代言人所言：“就算是错，也是为了做好事嘛”，可不是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福气。

好在公益事业并不是名人的专利。尤其是在加拿大这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国家，公益事业就好像空气一样，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女儿才上DAYCARE， 学校就已经以“构筑健康儿童”为名求捐好几次了。刚搬进新居没多久，才发现原来做了屋主，新的责任也随之而来：几乎每周都有人以不同的名义上门来“讨钱”：医院要买新设备、学校要添新的设施、社区公园要增加几个秋千滑梯、地震灾区需要各种物资……虽然门铃响得有些叫人心烦，可是这种社会风气却是有益于普通公民的身心健康的。

不知道是因为香港人更富有还是受西方的影响更早一些，总之香港人做慈善，就好像他们对煲“长寿养颜”汤一样态度认真。

我对名人做好事最有“亲身体验”的，应该是香港艺人曾志伟吧。影视里面常常做黑帮老大的他，生活中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在中国的姐姐，就是曾志伟“香港慈善基金会”在西北地区的代理人。她做这个项目做了快十年，这十年，她用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给家乡的若干个贫困村建立了无数个小学和孤儿院，并配套基本设施用品给这些学校和孤儿院等。虽然每次下乡回来，姐姐都带着一脸的灰尘和疲惫，可是她的精神特别好。姐姐说在所有做过的工作中，这个工作让她觉得最有“成就感”。

不久前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听说曾志伟和他女儿的投资都损失惨重，我内心里暗暗祈祷上帝能够保佑好人平安。

环境意识

环境是公益事业很大的一个组成，但是对环境作贡献的好处是你不必掏腰包也能做得到。一个人，如果随便浪费水电、将可回收的易拉罐当垃圾随便丢弃，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个有钱的，那一定就是个我们过去常说“暴发户”；如果是个没钱的，那就一定是外国字典里的那个“蛮夷（barbering）”.因为一个现代人，或者说一个现代的文明人，一定是一个关心环境的人。

为什么要关心环境？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居住的地球资源有限。原油，千千万万年才造就那么一点儿，采完了就没有了；树木，多少年才长成一棵，伐倒了就拿去了一道天然屏障。我们生活的地方，人人都可以天天冷水热水交替着随意用，就不会想到现在在地球的一些地方，人们连喝一口净水都要兵戈相见。

如果每个人，稍稍设想一下处在不同的环境中的别的人的可能更坏的生活，环境意识就有了。

大到名人明星，小到每个老百姓，从节能灯泡到帆布购物袋，从家家户户门前的蓝色“回收箱”，到裁衣纸样空白处写着一行很小的字：“我们所用的纸是用回收材料制造的”，环境意识无处不在。

危机意识

来北美前，我还真没想过原来地球也会有寿终正寝的一天――要不怎么只有在外国，有人预言2012年将是世界末日呢。而且在这个2012末日宣言落空以后，我相信，新的“末日论”还会层出不穷。

凡受过一点教育的加拿大男人，爱好似乎不外乎两样：冰球和电影，尤其是科幻电影。就拿我遇到过的加拿大男人来说，似乎人人都是“星球大战”“Star Trek”和“Dr.Who”的忠实“粉丝”，他们将收藏过期和追捧新版当成了生活的头等大事。也许人们的确需要借助一些外界的刺激和想象来充实千篇一律的生活，让人更觉得生活得有意味和刺激。

看了另一部“非现实主义”的影片――全套的“X file”，本来是以调查生活中的异常和超自然为主题的片子，演到最后，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外星生命和以及他们对于地球生命威胁的探索。影片结束，令我也不由得为我的女儿和女儿未来的女儿的生存担起忧来。

西方人的危机意识有着广阔的覆盖度：大到外星生命、UFO，中到山崩海啸、火山地震，小到信用卡和个人隐私……生活中处处充满了需要提防的地方。我在外国看得最多的影片，除了科幻，当属“自然灾害片”，像什么“火山”“地震”“ 飓风”，甚至“杀人蜂（Killer bee）”等，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看了这些，觉得从前的我简直就是个“危机意识”的文盲。

除了这些虚拟的和想象的危险外，西方人的生活中的确确实实存在的最大危险，就是个人信息被盗用（identity theft）：信用卡银行密码社会保险家庭住址电话，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获得，银行存款的不翼而飞、或者被天文数字的电话费找上门来等，都变成实实在在的噩梦。

我的作律师的大姑子前些日子为了自己从天而降的巨额电话账单，而不得不和电话公司展开拉锯战的事实，迫使我相信这些危机的真实存在。也许，有一些危机意识总比做一个危机文盲好，毕竟，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