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我写这篇文章，是泰国老人黄佳明。2010年4月，因写金三角的书，我来到泰国清莱府省的美斯乐采访。过去，这里曾是国民党残军的老巢，反共救国军的总部。

也许见我是从大陆来的，82岁的黄佳明特意来宾馆看我，向我了解祖国家乡月新日异的变化。黄老是广西南宁人，1950年随国民党军残部从云南溃退至金三角，成为合法公民前是残军的一个团长。

我们整整谈了一天，临别时万没想到黄佳明老泪潸然而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道：“唉，过去我常听云南对境外蒋军残部的广播。如果我像其他战友一样，早下决心投诚回国，就能叶落归根了，我这把老骨头就不至于留在异国他乡了。”

听着，我心头一怔。我当兵时所在的部队长期驻守在处于金三角的中缅边境一线，我们掌握着境外敌军的有关情况。根据敌军的思想动态、社会家庭关系，各边防部队做过大量的宣传工作，劝他们弃暗投明，走光明大道，回到祖国。仅我个人就写过对境外敌军广播稿累计达105篇。没想到黄佳明听过我们写的广播稿。

面对曾经是被争取的对手，可望不可过境擒的敌人，怎能不让我浮想联翩？那么，当年我们是怎样做瓦解敌军工作的？作为亲历者，如今回忆起来，仍能感觉到我党政策的英明，军队和地方人性化的宣传工作的强大生命力。

摸清敌情开展对敌宣传

1950年2月，云南解放。可是，被解放军追击围剿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及九十三师仍有2500余人逃到了境外。国民党军残部逃到境外后，收编地霸武装、土匪和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叛乱武装，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直属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指挥，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一年后，迅速发展到18000余人。

其“反共救国军”组织编织军队序列是：总指挥李弥（原国民党第十三兵团司令兼第八军军长）、副总指挥柳元麟、吕国铨、苏令德等人。参谋长：钱伯英。政治主任：赵玉甫。下设5个军。第五军是国民党境外残军人数最多，最有实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下辖6个师。另境外敌军还设有孟百守备区、西盟军区、沧缅纵队等部队。

1951年5月15日，以李弥为总指挥的境外国民党残军，乘我云南解放不久，地方工作刚开展，忙于征粮征税，同时云南境内尚有武装土匪6万余人待围剿歼灭之际，出动8000余人，向我云南边境县城的澜沧、孟连、西盟、沧源县大举进攻。随即又占领我镇康县的南伞、彭木山、青塘等地。6月下旬，国民党残军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又继续向我耿马县、双江县进犯。总指挥李弥站在缅甸边境一侧，胸前挂着望远镜，双手插腰，对士兵们说：“弟兄们！蒋总统在台湾等待我们的好消息，给我狠狠地打！两个月内我们一定要攻下昆明，到时保证每个人都能升官发财！”

这时我云南边防部队之所以迟迟没动手打，是要诱敌深入，歼灭其有生力量。在敌人深入我边境县城的部分地区后，我边防部队以7个团的兵力，分多路出击。经过12天激战，至7月8日，将入侵之敌全部击溃。共歼敌549人，缴获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83支。遗憾的是，没能将敌人全歼。

更令人气愤的是，7月8日，我一一七团团长张川华率领部队追击敌人，至我沧源县大马海中缅边境时，国民党军一九三师师长李国辉，站在缅甸一侧，竟用话筒向我军挑衅性大声喊了起来：“共军张川华团长阁下，有本事你过来呀，我一定好酒好肉款待你。团长阁下，别忘了，也叫你们的师长、军长过来呀，看他们能不能碰我一根毫毛！哈哈……”张川华团长也不示弱，他接过宣传股长的话筒大声回应对方：“李国辉师长，我承认你打仗有一套，但你别忘了，你们打的是非正义之仗，任何时候都休想战胜我们！还有，不要忘了，一支无国籍流浪残军，一支以人民为敌作恶多端的军队，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你们不论躲到哪里，都会有人收拾你们！”喊过话，为了警告对方，张川华团长端着一挺机枪对空“哒哒！哒哒！哒哒！”连开几个点射。李国辉以为解放军要进入缅甸追击他们，慌忙率兵逃离了边境。

诱敌深入，敌人不会轻易上当。追击时，容易撤到国外。这一仗之后，我军针对不能过境追击全歼国民党军残部的事实，改变了策略，将工作重点放在瓦解敌军上。此后，根据中央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昆明军区立即建立了“敌军工作站”，边防连队设“敌工小组”。为此，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开办了《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专题节目。

对外残军的广播，由起初的每周两次，后发展到每天一播。广播的内容，有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云南省军区发布的规定，如“凡过去因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欺骗而实行武装对抗者，只要你停止武装对抗行为，与帝国主义，蒋帮特务坚决割断关系，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人民政府一律不咎既往，并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对受骗的土司头人武装当了国民党残军的，政策更为宽大。规定：“因受骗而实行武装对抗之土司、头人，只要诚心悔过，回到祖国怀抱，人民政府可不收缴其武器。对于剿匪有功者，并论功给奖”。对起义投诚的境外残军，郑重宣布：“不论他们过去罪恶大小，一律不咎既往，都给予公民权；给予生活出路和妥善安置，有工作能力的适当安排工作；起义有功者给以奖励。”

《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专题节目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一播出，立即在金三角残军中引起巨大反应。起初是士兵们悄悄收听，后来发展到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头目们也开始收听。在观望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个别士兵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带着枪过境向我边防部队投诚。1957年后，开始有整班、整排的残军向我军投诚。

1958年5月8日，境外国民党军残部第三军二纵队三团二营二连李小壮副连长率一个排25人，从我西盟县小黑山178号界桩，进入我边防部队投诚。1961年2月8日，境外残军马俊国司令手下的南锡支队连长杨发祥率41人过境投诚。

黄佳明那时是一个连长。1962年11月的一天，他决定趁执行任务的机会，率全连102人向我边防部队投诚。当从老挝来到缅中边境，在掏出本子清点人数时，看见了夹在本子中与妻子儿女的全家合影照。他犹豫了起来，也就在这一瞬间，他收回了决定，带着全连返回了部队。

边民带信出境呼夫唤子

随着《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在广播电台的开播，宣传的深入持久，各边防部队捷报频传，向我起义投诚的境外国民党残军不断增多。从1952年至1961年，境外国民党残部前来投诚者就达4562人。这极大地鼓舞了做敌军瓦解工作的战友，以后部队人员不论怎么变动，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敌工小组成员一直很稳定，没有削弱。连队把有文化、懂政策、政治觉悟高的战士选为敌工小组成员。1968年我在云南边防部队当兵，也许见我能写点东西，指导员把我选为了敌工小组成员。

敌工小组的任务有三：一是打仗时适时地进行战场喊话，劝敌人投降；二是平时多写“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的宣传稿；三是做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家属工作。因为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士兵，绝大多数是在国民党军溃退到国外时，从我边境村寨抓去骗去当兵的。敌工小组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了解驻地附近社情，摸清村寨有多少人在境外当兵，做家属的工作，劝亲人回国投诚。

1972年2月的一天，我和战友岩八戈在中缅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晚上住进了耐孟云寨子的刀尔家里。刀尔家我多次来过，对他的家庭成员很熟悉，但有一个中年男子我却不认识。我问他是哪里来的，中年男子介绍：他叫刀祥松，刀尔是他舅舅。他原在境外国民党军当兵，是个机枪班长。一年前他带着一挺机枪200发子弹，向我边防部队投诚。现政府已安排他在景洪工作。听着，我灵感来了，认为这是个好题材。马上以刀祥松口述的形式，连夜写了篇题为《共产党政府说话算数，回国后我被安排工作》的稿件。那时候投稿不需贴邮票，只需在左上方剪个角，写上“稿件”二字即可投寄。没想到稿件投出去10天，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专题广播”拦目播出了，连续播出了3天。

一天，驻地一个名叫冯良的老人找到我，我们是在助民劳动中认识的。也许是听了我写的广播稿，他求我给儿子写封信，劝他回家。他儿子冯贤云，1951年才16岁，在一天深夜被境外国民党残军抓去当了兵。据从缅甸回来的人讲，他儿子在缅甸贺岛国民党军沧缅纵队司令彭季谦部当兵，冯良想去缅甸找儿子，劝他放下武器，不要再做危害祖国的事。我连称是个好办法，马上提笔，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为冯良老人写了封真情意切劝儿子回家的信。

冯良揣着信一走，受他要出境呼唤儿子的启发，我又写了篇题为《出境寻找儿子，国民党军家属盼儿回家心切》的稿件，投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很快在对境外国民党军专题广播中播出了。

一个月后，我到冯良家回访，他刚要去找我。老人叙述了过境找儿子的情况。在缅甸贺岛的村村寨寨冯良找了四天，也没找着国民党军的驻处。后来一个华侨告诉他，残军一般会在集市时赶街出现，而且穿的是便衣。

第二天是赶集，冯良来到贺岛集市，将我写的那封信，叫一个懂汉语的华侨当众宣读，在宣读时围满了人。大约反复读了六遍后，有一个头戴法国礼帽的男子走了过来，向冯良要过信，称没戴眼镜要拿回去看，很快会还他。

（待续）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作者：孙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