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姚P）垂垂老矣，偶尔回眸一看，那些充满金色阳光的童年仿佛就在眼前。转瞬间，将近七十年的时光稍纵即逝，而那些深嵌脑际的记忆却难以抹去。

我从走进当年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附属第二小学的幼稚园起，就开始接受比较西化的启蒙教育。每年的复活节，全校学生都能在游戏课时到操场上去寻找事先藏好的鸡蛋；感恩节，要求每个家长为自己的孩子买来一株小花种在校园里面；在周二下午的周会上，或由学生演出自己的作品，或放映各种科教影片；周五的下午则是做礼拜，听取讲道……

有一次，我兴致勃勃地找到一个鸡蛋，冷不防背后有个非常霸道的同学从我的手里抢了过去，硬说是他找到的。我不服，和他吵到老师那里去。苦在我拿不出任何证据，老师也没法公断，最后不了了之，蛋还是被他拿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强权的滋味，性格软弱的我只能咽下这口气，记下这次辱。但我并未埋下屈从的种子。

1949年春，我随父母乘坐美国总统号Wilson轮船从香港回到上海。船上有个供儿童玩乐的房间Children’s Room，几个外国孩子霸占了玩具不让我碰。我没能耐和他们抢，就走上主舱，用并不流利的英语向管理人员起诉。管理员听说后随我去到现场，把那几个蛮不讲理的洋孩子训斥了一顿。我终于胜利了！

感恩节时，我的父母为我买了一株紫色的洋水仙种在校园里。每次走过花坛，我总要看着它从长大、含苞、直到绽放，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喜悦。老师发现了，就对我说：

“你很喜换那株洋水仙，对吗？因为那是你父母给你买的，是吗？”

我点头称是。

“你能对你的父母感恩，很好。但你是否注意到：它周围还有很多其他同学的父母买来的小花，所以才能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如果只有那株洋水仙，不是会显得非常孤独单调吗？”

“那我应当对所有同学的父母感恩才对，是吗？”

“所有的同学都应当对大自然感恩，是它赐予了我们美丽的鲜花……”

从一株花看到一片花，看到大自然给我们的恩赐，我那幼小的心灵好像经受了一次洗礼。

在我的班级里，成绩永远排在前三名的是我和后来成为香港著名导演的钟景辉以及另一名女同学龚黛丽。作为“尖子”，我们相互之间非但没有忌妒、倾轧、争斗，反倒是最为知心的朋友。在周会上表演独幕话剧时，钟景辉和龚黛丽经常被老师选为男女主演。1948年钟景辉离校去港后，那男主角就轮到我了。也许就从那时起，我开始埋下了对戏剧的特殊爱好，成了一辈子的铁杆戏迷。

记得有一次在周会上放了一部美国的科教片。刚开始，有个庞大无比的地球把银幕都撑满了。随后，地球越缩越小，小到只剩下一个点。我没看懂，就问老师：“地球真的会变小吗？”

老师没作回答，让我静静地看下去。

原来，这是一部讲述现代通讯技术高速发展的影片。那个片头是在形象地告诉我们：日益发达的科技缩短了空间距离，地球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庞然大物，而正在逐渐被人类所掌控……

那个片头的创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实话，尽管我后来进的中学也是教会学校，但在布道声和唱诗班的音律中，除了一个“爱”字，我没受到很多熏陶。

孩子总是很天真，很顽皮，也各有个性的。

我的个性就是好静不好动。人家在游戏课上捉人、滑扶梯、荡秋千、爬活身架，我常在边上看着，不想去参与。我最喜欢四月份时覆盖住进校长廊的紫藤架――串串花朵悬挂在架上，迎着春风和骄阳发出阵阵幽香沁人肺腑。所以在1978年落实政策搬回富民路小楼时，我坚持要求在门口通道上竖起一个紫藤架，找回那金色童年留下的梦。

和我个性截然不同的弟弟却非常好动。他特别喜欢游戏课，总嫌那节课的时间太短。学校里每节课的开始和结束都以老校工的打铃为准，而打铃的时间又根据大厅里的挂钟。有一次，弟弟那个班级开始上游戏课时，他偷偷地爬到墙上，把挂钟拨慢了半个多小时。他算是玩过瘾了，但课堂里的师生却不明所以，为什么过了很长时间还听不到下课铃呢？事后查明真相，弟弟拿到一封警告信，回家后被母亲狠揍了一顿，还把他当作我们兄妹四人的反面教员，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去学他的坏样。

往后几十年的生活实践却告诉我们：在四个人中间最有出息，最有创造能力的就是那个“反面教员”。

解放前夕的某一天，曾经教过我的蔡老师突然被抓了，听说她是共产党。在我这辈子里，最早认识的共产党大概要算她了。当时我家人也难免吃惊：在这么个贵族学校里竟会有共产党？可见共产党的本事还真不小呢！

前几年，我骑车途经永嘉路（当年的西爱艾斯路），便去中西二小寻根。那里的路面造起了一个交易所，把学校的旧址全掩藏在后面。我还以为校舍被拆了，走近一看，不知是否上帝保佑，学校竟然还在，只是改名为永嘉路第二小学了。校舍没变，操场没变，走廊上的紫藤架也没变，所有的改变只有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另外，那里一定有不少共产党人，没有一个会被抓。

虽然那天的阳光很灿烂，但我没法找到它的金黄色，只感到一丝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