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从大寨创业出名到当上国务院主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被媒体追踪报道长达近20年。他在同记者长期、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深谙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与作用，对记者的采访与报道给予过支持和鼓励。然而“文革”中，却对记者有了戒备，甚至反感和斥责记者，把记者赶出大寨，不准再来采访。

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浩劫”期间，被陈永贵以种种“理由”加以指责、训斥，或给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或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不准采访的记者，就有10多人。陈永贵为什么对记者那么反感？

“文革”前，陈永贵对记者心怀感激，非常热情

据报道过大寨的老记者和曾在昔阳县工作过10多年、备受陈永贵器重并担任过大寨接待站站长的刘树岗回忆，创业伊始时的陈永贵对记者的工作很重视，同记者的关系很好，待记者热情周到，亲如家人。记者到大寨采访，他让记者住在家里，自己还动手拉面、烙饼，以大寨最好的饭菜招待记者。记者采访时，他不仅主动介绍情况、提供材料，同时允许记者在村里到处转、随便看、找人聊。

那时他比较虚心，能听进去人们对大寨的看法和建议。谁若给大寨写了稿子，他会挂在嘴边，常常念叨。上世纪50年代，《山西日报》记者李文珊采访大寨后，写了篇《先看统计表，生产步步高，粮食吃不了》的稿子，他得知后不断跟人说，李记者的稿子写得好，写得好！

陈永贵还在1964年4月29日的《山西日报》上撰文说：“合作化以来，《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上发表了大寨不少材料，每当报上发表我们大寨一篇材料，就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报纸给我们加了油，给我们很大的精神力量。”

“内参”报道使陈永贵对记者态度骤变

1964年秋收后，新华社山西分社特派采编主任李玉秀和骨干记者田培植前往采访，在按照原定计划采访的同时，他们从大寨“四清”工作队那里了解到大寨耕地面积不实、粮食产量有虚假等情况。于是，写了一篇“内参”稿，及时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重要情况。

然而“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靠造反起家、夺权，并一举当上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区革委会主任和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后的陈永贵，得知李玉秀发的这篇“内参”稿子，揪住不放，无端指责李玉秀写的“内参”，是向刘少奇“黑司令部”送黑材料，是大寨红旗杆上的虫虫，是妄图砍倒大寨红旗。

遂于是年春天，把李玉秀押到大寨批斗了7天。白天强迫他上山修梯田，晚上回村接受贫下中农批判，向毛主席“请罪”，直至李玉秀因精神受到刺激，加之身体虚弱，在劳动时手臂被砸伤吊上绷带后才放他回家。

山西分社也因李玉秀写的“内参”稿子，被陈永贵戴上了“反大寨”的帽子。在这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分社依然把报道大寨当作忠于毛主席、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件大事来抓，坚持派记者前往采访，使大寨的报道从未中断。但这一时期分社记者的采访和其他新闻单位到大寨采访的记者，却遭到了陈永贵等人的非议和责难。

陈永贵制伏记者的杀手锏

1967年11月21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记者到大寨如何工作的问题”讲话说：“来大寨的记者很多，究竟哪个记者反大寨，我也记不清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记者是反大寨的，文化界的很多人也是反大寨的”，“有不少来过和没有来过的记者都反大寨”。

然而，后来陈永贵这篇“重要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却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记者是反大寨的”，改成了“很多记者是反大寨的”。此举看似分量轻了许多，但其用心仍十分清楚。

在陈永贵看来，反大寨的记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反大寨的花样也不少。他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旧《山西日报》的走资派反大寨”，“旧《山西日报》的记者也反大寨”，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反，反得很起劲，他们背后捣鬼，还要串联，给大寨散布坏影响，简直搞得乌烟瘴气”，“有些记者不光在山西反大寨，在其他地方也反大寨。因为他们有条件到处跑，能向上，也能向下。”

以派性画线取舍记者

陈永贵以派性为尺子衡量记者，在他看来，去大寨采访的记者大体上有三类，即支持派、中间派和反对派。

所谓支持派，陈永贵认为凡是和他站在一边、支持他造反夺权的记者，都对大寨有感情，都拥护大寨、宣传大寨。这样，过去和他不熟悉的记者很快向他靠拢，原来和他熟悉的记者更加近乎。

对这些记者，他很热情，有的还委以重任，如新华社山西分社宋莎荫，曾写过影响深远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与人合作），陈永贵看他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笔杆子硬，就把已经下放到农村的宋莎荫调到昔阳任县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调研室负责人。从此，陈永贵、大寨和昔阳县的许多重要讲话、报告、总结、文件和报道，都由他起草或经过他修改定稿。后来，宋莎荫又在昔阳入党被提拔为《山西日报》核心小组成员。副总编辑。

所谓中间派，即在陈永贵看来不大支持他搞派性、不卖劲吹他的记者。对这些记者，他的态度是不热不冷，不远不近。

所谓反动派，即陈永贵认为和他观点不一致、不盲从、不听话、不好用的记者。广大新闻工作者满腔热情宣传大寨和陈永贵艰苦创业的精神，但不支持他的派性，陈永贵就说这些记者对大寨没感情，难对付，进而对他们怀疑、防备。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和陈永贵是老乡，曾参与采写《大寨之路》等重要报道，两人私交甚好。

“文革”开始胡，陈永贵看他不支持其搞派性活动，便一反常态，怀疑范给李玉秀提供写“内参”的材料，说他“没有交情”、“太不够老乡啦”。后来范银怀去昔阳采访，走到哪里，和谁接触，都受到盯梢。《山西日报》老记者郝占敖，“文革”前，对大寨经验曾作过系统、全面的报道。“文革”中，陈永贵认为他在山西路线斗争中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就是不支持大寨，指责他过去把大寨当作“生产典型”宣传，“既然宣传大寨，为什么站在那一边？”遂把他过去报道大寨的功劳一笔勾销。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郝占敖去大寨采访，陈永贵闻讯后说：“他来干啥，叫他回去。”在揭批查运动中，陈永贵又说郝“对大寨红旗没有感情，态度不端正，人不人，鬼不鬼，对大寨的稿子横挑鼻子、竖挑眼”。《山西日报》遂把他对郝的这些看法当作主要问题，对郝占敖清查了两年，知道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才得以彻底解脱。

常驻大寨的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云生，一次从太原回昔阳时，顺便搭乘了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王银娥的小车。此事被发现后，昔阳县委便对他起了疑心，说他既然是来宣传大寨的，为什么来昔阳要坐王银娥的车？（“文革中王银娥和陈永贵观点不同）于是通知电台另派一位常驻大寨的记者，县里大亏王云生不欢迎，叫他走吧！无奈，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另派了一位记者接替王云生。

1977年国庆节前，叶剑英元帅一行赴大寨视察工作，山西分社特派有经验的摄影记者周树铭前往采访，陈永贵一见周树铭，顿生疑心，对大寨的另一位负责人说：“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指周树铭）？他就是在省里核心小组造反，闹着要参加省核心小组会议（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常委会）的人。”此时正在大寨采访的分社记者冯东书见势不妙，即打电话告诉分社让周回去，另派一位摄影记者来，这才避免了一场风波。

该事追溯到10年前，当时，按照中央规定，由于工作需要，分社曾决定周树铭以记者身份列席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却因此被陈永贵说成是“闹着要参加省核心小组会议的人”。

节外生枝指责记者

1968年秋，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新华社山西分社派笔者和记者刘玉以及总社国内部杨玉良、余富棠四人前往报道。其间，有人得知，刘玉系《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的爱人便放话称：走资派的老婆来开会、报道，还能宣传好大寨？（吴象“文革”初期被当作走资派一度“靠边站”）给满腔热情宣传大寨的记者猛地泼了一盆冷水。

山西分社董荣贵是给大寨和陈永贵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新华社记者，由于摄影对光线条件的特殊要求，一遇阴雨连绵的天气，就会影响照片的效果，甚至延误拍照。二敬业精神强、完成任务心切的董荣贵，不免流露出焦急的心情：“今天天气不好，拍不成了。”陈永贵听说后大为不悦，说：天旱我们盼下雨，照相的想要好晴天；天涝了，我们怕下雨。照相的为拍雨后的照片，又盼下雨，净和我们作对，这哪有大寨贫下中农的感情。

小题大做责难记者

当时记者到农村采访，为了采取第一手材料，要求和社员一起劳动，这在广大农村是平常事，然而记者的这一正当要求在大寨却行不通。陈永贵说：“俺大寨不缺劳动力，记者参加劳动，不但帮不了忙，反而会把我们的海绵田给踩硬了。过去，有的记者来劳动，笨手笨脚地干不了多少话，还踩坏了两颗萝卜苗，一个长成了就七八斤重，两个就是十多斤啊！”新华社总社又为摄影记者拍照时一不心碰坏了一颗树苗，大寨的一位干部不满地说，这是破坏树木，是对大寨的态度问题。

有的记者为急于了解情况，冒险悄悄进到村里，趁社员吃饭时到饭场看看，陈知道后批评记者说，这些人溜到饭场，探头探脑，鬼鬼祟祟，看谁家饭稠，谁家饭稀，当面不说，背后议论，说大寨人劳动强度大，吃得不好。

翻脸不认打压记者

《人民日报》常驻大寨的记者段存章，还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时，就常驻大寨、报道大寨。为此，他把家从左权搬到大寨，数年如一日为宣传大寨、宣传陈永贵出了大力，可到后来，却落下个“反大寨”的罪名。原因是，大寨认为段既然是宣传大寨，为什么后来又要去晋东南、去西沟大队采访（那里的劳模李顺达和陈永贵观点不同）。1977年，段和记者颜世贵一起把写好的稿子给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组长宋莎荫看，宋不看。

县里同意段参加联合报道组，可开会又不让他参加，还说他写的稿子不是联合报道组规定的题目，大庆代表团访问大寨时也不让段参加采访报道。

欲批记者张冠李戴

1967年1月，李玉秀在大寨接受批斗时，陈永贵问他，跟你一起写“内参”反大寨的还有谁？稿子是谁让写、谁让发的？摄于压力的李玉秀说，稿子是新华社总社同意写的，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签发的。陈永贵听后如获至宝，认为新华社反大寨不光是李玉秀，还有方实一伙人，于是又下决心揪斗方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