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姚P）安乐死，由于涉及很多法律、道德、宗教问题而至今不能实施。可是，每个人都必定会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死得安乐点，不要忍受太多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这就不是出于人道的吁求吗？

救死扶伤是所有医务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写于2400年以前的《希波拉底誓言》至今仍是包括医生在内的诸多行业人员的道德准则。尽管历史条件不同，其中的某些内容已经过时了，例如“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之类。但，它的总体精神却贯串始终，正确处理了各种医患关系。

誓言中除了表示“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之外，还曾提到“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人……”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涵盖、针对着使用药物致人安乐死的做法。

1964年，在Tufts大学医学院的院长Louis Lasagna改写的现代版誓言中特别强调了爱心、理解和同情心。他说：“他的病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及造成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我的责任是要考虑到所有的这些事。这样做，才是真正替病人着想。”

这个观念是紧随着时代的变化所做出的发展，完全符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在他的话里提到了“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事实上，还应考虑到病人本身精神和肉体上的负担。

2001年冬，我父亲的脑梗疾患已使他完全丧失了生命质量，呼吸靠氧气管，进食靠鼻饲，任何主观意念全都无法表达。当时，医生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让他活得更久些，可以自费注射每针几千元的白蛋白。

在家属讨论要不要打的时候，我坚持要打，理由是“不管多贵，是他的钱就该用在他的身上。”

效果相当显著，父亲的生命又维持了将近十个月。

这段日子里，他不认识所有的亲人，不能表达任何好恶，和我们惟一的交流是用翻来复去的呻吟告诉我们：他正在忍受着莫大的痛苦。

当他终于归天之后，我在反思中深感懊悔：为什么我要坚持用昂贵的药物延长他受苦的时日呢？

通常来说，人之所以敢于忍受病痛和治疗所带来的苦楚――不管是一周、一月、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因为有个概念在支撑他：总有一天可以复原。如果他知道：他所等待的那一天不是复原而是死亡，就是说，他要一直痛苦到死，就像刑询逼供室里的犯人在没有受尽酷刑之前求死不得那样，多活一分钟意味着多受一份苦，那么他会如同怜惜酷刑般地怜惜生命吗？

正常人感到身上哪里痛就会去捋捋，哪里痒就会去挠挠。即使自己无力去捋，无力去挠，也能请别人帮他去捋，帮他去挠。而连请人帮忙的诉求也无力表达时只能把所有苦楚留给自己去承受，那是多么残忍的事哟！

其实，利用某种手段实施犯罪行为的何止安乐死一种渠道？枪枝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至今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毒品注射仍在广泛蔓延，社会问题不胜枚举，只靠不“替病人着想”， 不去“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便下令禁止安乐死，就能达到灭罪的目的了吗？

为了寻求安乐死，我嘱咐儿子：当医生认定我的病情已无逆转治愈的可能时，你就让他们停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