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屡现怪事。先是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部署的对日作战策略被泄露，导致日本军舰逃脱；接着，力主抗战的冯玉祥和张治中受到敌机轰炸，险遭不测；再接着，白崇禧、宋美龄，甚至蒋介石本人的行踪都被日本人获悉，接连遭到轰炸。侥幸得脱后，蒋介石感觉到，一定有汉奸隐藏在南京政府内部，他命令“中统”“军统”及在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一定破案。

重大军事机密被泄露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召集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会议决定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即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我军则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目的是：一方面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西上进攻我国首都南京；一方面截获当时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

当时这是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除蒋、汪、白、何以及国防委员和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任何人都不知情。但就在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部队时，在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都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下游逃跑，有的冲过了江阴要塞。蒋介石得知此情报后，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即在13日晚，打电话给驻军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命令他们14日凌晨起飞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空军按命令执行了，但是已经晚了。除俘获日本商船“屏阳号”和“火贞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已逃入黄浦江中，按有关条约规定，是不能轰炸打击的。

冯玉祥和张治中差点被炸

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和领导察哈尔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张治中在“一·二八”事变时，曾奉命率国民党第五军在上海抗战。“八·一三”事变前任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后期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日本侵略者认为冯、张二将军是坚决抗日的，必须杀之。因此，要求日本驻中国的情报机构及时提供他们的行踪，以便达到目的。

淞沪抗战之初，冯玉祥的司令长官部先驻无锡，后移苏州。他决定赴南翔前线视察和鼓舞士气。8月16日，冯与随行人员乘车刚出司令部，敌机即来袭击。他们只好分避树下。敌机飞离后，再驱车前进。甫出街，敌机又至，冯等被迫避在一所茅屋里。敌机在附近投弹十余枚，认为已达目的后始飞去。冯等趁硝烟弥漫之际，命司机驾车冒险前进。但行不多远，敌机又“光临”，他们急忙下车到瓜田里暂避。下午返苏州途中又有六架敌机来袭，他们再避于树下，但敌机久久盘旋不去，似有所察觉。

8月24日，张治中由南翔司令部去江湾最前线的地区视察和指挥。他的汽车刚开出司令部，就飞来敌机数架，在汽车上空来往扫射轰炸。他与随从只好下车隐蔽。敌机走后，他命司机开足马力迅速朝江湾前进。但车子跑了二里多路，敌机又来“光顾”。他认为乘车目标太大，决定弃车步行，不要随从。当时他穿着马靴，行路很不方便，幸好途中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他来不及与传令兵说什么，骑上自行车就走。张治中到江湾第八十七师师部后，下属均认为这是汉奸向日军提供了情报的结果。

黄浚汉奸集团覆灭

从江阴要塞泄密案起，蒋介石就决心查清这个案子。以后又连续发生了上述要案，蒋介石便命令“中统”“军统”及在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一定破案。但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

谷正伦与其“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分析，既然黄浚嫌疑最大，那就要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要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均获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为此，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侦黄小组”将黄浚出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谷正伦。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蒋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对此，“侦黄小组”又作了研究，设下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全部往里钻。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伪造信写好后，由“侦黄小组”成员伪装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河本的继任者山口那顶礼帽的夹层中。而山口和河本一样，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将小王的礼帽带走，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山口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黄浚按“须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