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泄密案”深喉爱德华·斯诺登）

深喉，即爆料人，水门事件后，用于指代那些为媒体提供了重大事件中关键信息的人。

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称为“棱镜”的项目，秘密利用超级软件监控网络用户和电话记录（只针对外国人），曾在一个月内处理970亿份从计算机及手机截取的数据。“窃听门”一经披露便引起了轩然大波。10日，英国《卫报》公布了NSA监控公众隐私的泄密者——29岁的中情局前技术处理、NSA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

爱德华·斯诺登不是第一个深喉，在他之前，多位深喉都曾在历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的身份令人迷惑，他们的动机令人玩味，泄密是出于良知还是阴谋？他们是英雄还是叛徒？

历史上著名的深喉

如果没有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人们或许不会知道越南战争的真相。

1971年，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风起云涌。5月1日，以妨碍首都交通为由，尼克松政府镇压一场数两万人的反战抗议示威，创纪录地拘留了1.2万示威者。这一壮观的反战场景终于促使《纽约时报》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发表国防部绝密文件，揭露美国政府在越战问题上对美国舆论的误导和欺骗。

这就是美国政治史和新闻史上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其实早在3月中旬，时报就获得了国防部(五角大楼)编辑的机密文献：《美国的越南战争决策史》，文献表明，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以后这些手段更是成了政府的家常便饭。

这些机密文献的提供者正是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他冒着偷窃和泄密之罪名，利用工作之便偷偷地复印了全套文件。

如果没有马克·费尔特，也许尼克松不会下台。

1972年6月17日，共和党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与白宫幕僚雇佣5个人潜入民主党水门大厦总部，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此展开了“美国历史上最冗长且最痛苦的梦魇”——水门事件。

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曾一度竭力掩盖开脱，声称与白宫和现任政府无关。他的表演暂时欺骗了公众。大选结果，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获得连任。

很快，《华盛顿邮报》就连续发表文章，指责白宫卷入“水门事件”并试图掩盖真相，报道轰动了全美。正是由于系列跟踪报道，才揭露了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的联系，最终迫使尼克松辞职。

而这些内幕消息的来源，正是来自深喉——前FBI（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他的身份直到2005年才曝光，此前一直是美国新闻史上最大的谜团。

他们为何走上“背叛”的不归路？

回顾这些深喉的身份，无论是艾尔斯伯格、马克·费尔特，还是正处于泄密风暴中心的爱德华·斯诺登，他们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意味着，一旦泄密，他们将与政府彻底决裂，走上一条“不归路”。面对如此大的风险和威胁，他们为什么选择泄密？

对于五角大楼泄密案中的艾尔斯伯格来说，或许是反战的信念，促使他要以泄密的方式，揭露美国政府在越战问题上对舆论的误导和欺骗。1965年，艾尔斯伯格被调到国务院，并作为驻外官员前往越南。正是这段战场亲身经历，使得这个狂热的鹰派年轻人对战争的正义性产生怀疑，变成了一只“鸽子”。得到国防部编辑的机密文献后，一门心思谋停战的艾尔斯伯格寻求国会反战派议员支持无果，最终，他把目光转向了新闻界，将这些机密文献交给了《纽约时报》。

对于水门事件中的马克·费尔特，他自认是FBI的“良心”，对白宫从一开始就试图阻挠FBI的调查工作感到愤怒。除此之外，值得他铤而走险的理由可能还与他的局长梦想破灭有关。胡佛死后，费尔特是最有可能成为新任局长的人。但尼克松最终却任命了其亲信、时任司法部副部长格雷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

今天斯诺登的理由看起来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渴望拥有自己的隐私，却又无法防范它被侵犯。“我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也不能允许美国政府破坏基本的隐私、互联网自由和最起码的民主底线。”斯诺登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如是说，“我愿意牺牲自己非常舒适的生活，来披露美国正在建造的一个大型监视机器的真相。”

深喉的不同人生

五角大楼泄密案中，艾尔斯伯格的麻烦来自于政府，国防部的机密文件被媒体揭露，联邦政府名誉扫地。为此，尼克松政府试图以“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起诉艾尔斯伯格，以期挽回些面子。但顺应了民意的艾尔斯伯格在宪法保护下被法院判定无罪。艾尔斯伯格最终实现了他的诉求——让人民知道真相。只不过，美国的普通民众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水门事件深喉马克·费尔特的情况就复杂得多，30多年来，费尔特的生活一直因美国新闻史上这个最大谜团而内心充满矛盾和煎熬。《华盛顿邮报》两名因“水门事件”而名噪一时的记者也曾在1974年的一本关于“水门事件”幕后采访的书中提到，“深喉”一直生活在孤独的恐惧中，他时时刻刻受到泄密事件带来的种种惊恐，却没有朋友可以分担他的痛苦。

当费尔特公开承认自己是深喉之后，巨大的争议开始在媒体和公众之间继续着，甚至不乏浓浓的火药味。

他们是英雄还是叛徒？

回顾过去的“泄密案”，公众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揭露了国家机器对公民权力的侵害，其次都会有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深喉提供信息，最后，深喉与新闻媒体的合作使得真相浮出水面，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媒体作为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肩负着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责任。因为没有一个信息完备和自由的新闻界，就不会有开明的民众。

五角大楼文件案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有关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的大案，《纽约时报》最终胜诉，公众知情权得到维护，国家安全这样的借口让位于人民福祉。当时参与案件的九位大法官，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各自写下了自己对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看法。从新闻自由和反对任何事先限制的观念出发，85岁的布莱克写下自己34年法官生涯的最后一笔，成就其“天鹅绝唱”：

“新闻自由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欺骗人民，把他们派往异国他乡，死于海外的热病和枪炮。……安全这个词是一个广泛而含糊的概念，其外延不能被用来损害体现在第一修正案中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流通的代议政体为代价来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这样的判决强化了美国长久以来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信念：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福祉的最大威胁不是公众的知情，而是公众的不知情。

那些深喉，无论怀着何种目的泄密，他们都曾有意无意地阻止了国家机器对公民权力的侵害，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他们不忠于任何政府，他们只忠于事实和正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和真正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