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只有过一次冒险的经历。但是，那次冒险——那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冒险——也是一次极危险的冒险。最终“发现民族良心”战胜了个人意志。就那样，我站在了脱北、逃南的最后一程上。

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着防弹装备。“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发。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共产党势力。他们是对北朝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到达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菲律宾的情报人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怎样？

想着这些，我睁开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仿佛在向我发问：“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妻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是不是该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

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如果亡命失败，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印度时再次出逃。“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与妻子作别时，我明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

我的抉择丝毫没有出于个人欲望，而是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我决定离开北朝鲜，去南边与（韩国）同胞们协商。我已经将我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至于历史评价，就交给历史吧。如果可能，希望在我死之前为了南北的和解和统一尽最后一份力。

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北京政府通报了我和金德弘逃亡的消息，那是11点30分的事情。下午5点30分，韩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接到我和金德弘的逃亡申请。申请逃亡时，我和金德弘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承认我们的逃亡。我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一直为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友好关系而努力着。所以，我不怀疑中国的首脑层对我的印象不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是没有金正日重要的，如果金正日强烈反对，中国很有可能将我们二人遣返北朝鲜或是送到第三国。

后来通过报道大家都知道了，得知我们亡命的消息后，北朝鲜派出了数百名保卫部要员，企图穿过中国警察的警戒网，进入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不过，两次努力最后都失败了。中国政府动员了1,000名武装警察以及装甲车来强化大使馆周围的警备，显然中国政府为了这件事也费尽了心思，他们也不希望事情最后演变成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丑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几年前在平壤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一位北朝鲜人向驻平壤的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亡命申请，但是被北朝鲜保卫部要员射杀了。北朝鲜显然这次也想采取类似的方法射死我们。了解到北朝鲜保卫部意图的韩国大使馆方面也在保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这并不代表危险因素就完全消除了。我和金德弘的房间对面是刚果大使馆，而刚果和北朝鲜一向关系友好，北朝鲜是否会利用刚果大使馆对我们实施射击？这种不安感也让我无法完全安下心来。

为了我们的安全，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要求加强大使馆周围的警备，还在窗户上铺了一层铁皮以防止外部的射杀，以做到万无一失。大使馆的这些行动让我们稍微安心，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见不到阳光了，即使大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清。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去使馆外就餐了。除了每周一次的洗澡，甚至我们连房间都不出去。不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为了防止北朝鲜往食物里投毒，大使馆不再吃外面的食物，即使是内部做的食物也要提前检查。2月21日，韩国政府专门从韩国国内派遣了一个料理师。

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精神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我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不过职员也说，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冷静处理这件事。韩国方面，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所有见到我们的人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件。大使馆职员们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韩国政府还专门派遣了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

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就在眼前，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冲击很大的事。首尔的一家主要新闻社公开了我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之间的秘密信件及相关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吃惊得都能听到心跳。这些有可能将我变成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的间谍。好在首尔新闻社发表的文章是我在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时为了对外宣传而写的，并没有获得朝鲜政府批准，而且他们因为发文而受到批判，这样以来我的间谍罪就没有被认定。

但是当时确实很不安，因为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的通信中提到了许多北朝鲜的秘密。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1996年11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

写完遗书后，我本来就沉重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即使我活着，此生恐怕也再无法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我。我更努力的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稿，这么做哪怕只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文稿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写就的，许多地方不通，要修改的地方很多。

北朝鲜想强行抢回我和德弘，但是失败了。中国也发布公告，说韩国并没有绑架我们。北朝鲜又发布公告，“变节者想走就走吧”。

我发表声明，我和德弘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变节者。很巧的是，北朝鲜发布公告宣称我是变节者的那天，正好是我的74岁生日。大使馆还为我准备了生日晚会，我知道后请他们终止了。“现在家人生死未知，怎么能举办晚会呢，请不要再准备了，举行生日宴会只会更痛苦。”

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使用过“逃亡”一词。从祖国的北部土地来到南部土地怎么能说是逃亡呢，对这一点我感到不满。逃亡指的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它国。然而，现在国际上已经承认南北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逃亡才符合国际惯例。我虽然不满，也不得不接受“逃亡”这一提法。

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邓小平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诽谤和骂他。但是在我看来，邓小平是拯救了中国的伟人，他带领中国改变了原来模仿苏联的道路。我很遗憾不能和处在国丧中的中国朋友们分担痛苦。如果我现在在平壤，应该是奉金正日的命令，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吊唁。几天后得到消息，金正日对邓小平之死没有吊唁。我对金正日的评价是，“是非不分，道理不明，是一匹脱了缰的小马崽子。”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调查了我们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示将妥善处理。3月14日，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中国立场，韩国政府将在1个月内将我和金德弘转移至第三国。

3月15日听到消息，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达成协议，将把我们送往菲律宾。1997年3月18日，在韩国和中国政府的配合下，我和德弘被送往菲律宾。我们登上了开往菲律宾的飞机，在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菲律宾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同时无数的记者也已经赶了过去。

菲律宾政府也很紧张，当天下午就用直升机秘密的转移我们，我们的住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保卫森严，保卫部队的负责人每两天向我们通报一次情况。对菲律宾政府，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在菲律宾的第二个住处真的很不方便。被菲律宾保卫团长称作别墅的那个地方，位于湖水边，我和德弘共用一个房间，房间里还装了空调。一同前来的韩国要员们共同住在一个厨房兼卧室的房间，房间里放了几张床。当然，当时不是该抱怨条件差的时候。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尽他们所能的照顾我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杰出的人。

几天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内心安静下来了。在北京时，每天都是韩国和北京方面的消息，神经很紧张。菲律宾并没有将我们的消息泄漏出去，我也安心了。我请保卫团长向菲律宾当局转达了我的谢意。没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床。但是在北京就没能这样，到了菲律宾后又恢复正常了。还有，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我也更加坚信一定能到达韩国。

那天，3月23日，也是我写誓文的日子。对家人和同志们所犯下的罪，我想偿还，所以以后我会全力为了祖国统一而奋斗。通过与大使馆职员的对话，我感到韩国社会比我想象的要复杂。4月1日，菲律宾外务长官Siazon Domingol谈到我和德弘，他说中国和韩国方面要求收容我们“一个月的滞留”。那就是说，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我们将在菲律宾待上一个月。我已经完成了修改“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文稿，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写了到达首尔即席发表的讲话稿。最后，4月20日上午，我们很早就从菲律宾出发，下午到达首尔。在我想念的（韩国）男女兄弟（指韩国同胞）前我发表了到达声明。

“我离开故国的北方，现在来到了南方。对于接受我的申请以及为了我平安到达而做出努力的韩国政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向热情欢迎我的亲爱的国民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对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我们）这一事件的中国和菲律宾政府表示感谢。”

（本文选摘自《黄长烨回忆录》第一章《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