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黄启樟）新中国诞生后正逢东南亚国家排华运动日益严重的年代，华侨子弟回国升学的风气吹遍整个越南。他，受到这股风气的影响，不听母亲的劝告，毅然决然出走，踏上回国之途。

当年离家犹如生离死别一般，回头路一下子便被砍断了。那时中国政府和南越还没有建立任何邦交关系，甚至处于敌对的局面，回国华侨因此都以偷渡方式潜过边境走到邻邦高棉去，然后伺机而动，接通前往中国大陆的道路。

他，是个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一直得到母亲和两个大姐无微不至的照顾，充满幻想，不知道世情险恶，以为一旦离开了纷扰的越南，前面便是一片光明坦途。

慈母爱子深切，能想到的事项都尽量去替他准备：御寒衣物是必备的东西，学校使用的文具如计算尺等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手表也买了两个，而最重要的便是身边有足够的盘缠以备不时之需。老人家为此弄得茶饭不思，总觉得准备仍不足，但儿子又不能携带太多东西上路，暴露了身分是不得了的。

起程的日期没法预先定下，“蛇头”一声号令便得立即行动，错过了时机则算自己倒楣，预付的押金便得报销。他心急如焚，母亲却希望儿子回心转意，或偷渡计划无法付诸行动。结果一切仍是交给命运之神去决定的，老人家只有眼巴巴看着儿子由“蛇头”带走。

他由高棉首都金边经过香港，渡过深圳河，再搭乘火车直达北京。在华侨补习学校补修数理化及中国语文，准备投考大学。殊不知越南的教育水平与祖国的要求相差甚远，怎也追不上，升学的理想一下子便落空了。

当年国内的生活非常艰苦，加上北方严寒的天气，一般侨生都受不了。接踵而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吓得这班初出茅庐和有海外关系的青年学子魂飞魄散，为避免卷入漩涡，纷纷伺机离开。他在北京处处碰壁的消息很快便传到越南去。母亲爱子心切，四出求助，几经周折才替他弄到了出国的门路。越南到底还是回不了了，能到香港暂避一段日子便是唯一的良策。

他和我不期然在香港相遇。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很快便结成患难之交。我们是油麻地谭思安救世军青年招待所的同室伙伴，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他比我年长四岁，已超过中学入学之龄，便到英文专科补习社读英文；我幸好仍保持入学资格，能顺利进入正规的英文中学就读。

他一直在“英专”补习英文，但成绩差强人意，很快便放弃，从此无所事事地过日子，整天发白日梦地盘算着返回西贡后如何接管父亲遗下的西餐馆。如此又过了几年，把宝贵的光阴荒废了。我知道他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却难于启齿劝说。

虽然越南战争打得愈来愈激烈，从家里以套汇方式寄来的款项仍源源不绝，在我熟识的侨生当中他生活得最优悠，养成了居安不思危的习性。

西贡终于在七五年初失守，南越政权彻底崩溃，南北合二为一，美军撤出，越南从此成为共产国家。南越赤化后，西贡变成一座死城，所有经济活动几乎停顿，他家经营的西餐馆也随即结业。母亲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去接济在外边的儿子呢？

之前他已经和一个香港女子结了婚，还生下了两个女儿。当经济来源突然中断，一家四口便要面对断炊之危。他除了弹得一手好“吉他”之外别无所长，只有到夜总会当个乐师去，过得一天便一天。

本来是个天之骄子的他，由于命运的转化，很快便变得满脸风霜，和以前谈笑风生的样子判若两人。他知道在夜总会当乐师并不稳定，所以不计较待遇，努力寻找其他工作的机会。他尝试过在一家皮草公司当信差，干些最低微的工作，可算是他人生旅途中的最低点，却仍任劳任怨干下去。

我一直主动地与他保持联系，但他不知是否自惭形秽的缘故开始回避我。不过摆在眼前的现实是，信差低微的薪水是养不活一家四口的，结果他总算接受了我的安排，转到我的公司做营业员。由于我的关系，营业经理派遣他到最好的地区推销，指定一些具有潜质的客户由他负责。不出半年他便由零开始攀上最佳营业员的位置，赚取丰厚的佣金，生活条件从此大为改善。

本来，我因为他为人忠诚而帮了他，没想到，在他事业有了好转之后，不知何故他非但没有珍惜，反而突然染上赌博的陋习。赌马、赌狗、打牌九、搓麻雀，样样都来。可惜逢赌必败，还欠下一身债。我素来不管私事，但当听到他妻子向我投诉时，怎也不能坐视不理。这事发生后他更加避开我。不知到底是否知错能改？我也没有再介入他们的事。后来听说他和老婆分了手。她搭上了一个舞蹈老师，离开了结婚多年的丈夫。

妻子的出走使他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变得默默寡欢，愈来愈孤独。妻子被人抢走使他自尊心严重受损，比死去还痛苦。残酷的现实终引发出病来，而且是致命的癌症。他颜容憔悴，面有菜色。群医对顽疾束手无策，所以他活了不久便与世长辞，我却无缘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