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一个华侨家庭，出生于法属时代的越南。父亲从商，在湄公河支流一个名叫“凤合市”的偏远小镇经营谷物生意。日本占领印支半岛时我还很小，不懂事。六岁时，父亲带领我们一家离开这个小镇，听说是由于反殖民游击队四处捣乱，不但生意受到影响，人身安全也保障不了。父亲曾苦撑多年，终于放弃他自己一手建立的基业。

我们迁到当年的西贡，在堤岸定居，一切必须从头开始。父亲继续干他熟识的老本行，但精壮之年已过，而且缺少资金，幸好有儿女帮忙，艰苦经营，勉强站稳脚步。我开始上小学，在一家平民义学(校名也忘了)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转到另一家规模较大和师资较好的“新会学校”，完成小学课程。

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败，撤离越南，我刚升初中，进入“知用中学”就读，课程仍以中文为主。越南在法国退出后一分为二，北方由胡志明领导之共产党统治，南方由吴廷琰成立民主共和政府，受到美国支持。南越政府开始排华，推行越化案，强迫华侨入籍，否则禁止他们做某类生意；华校必须增加越语课程，华侨子弟必须当兵。华裔学生为此开始寻求出路，秘密出走成为风气，前往中国大陆或台湾升学。越南政府设下很多限制，但仍无法冷却这股“回归”潮。我便在1958年和年长四岁的哥哥离家，前往广州升学。由于不能适应当时的环境，几经周折，最后流落在举目无亲的香港。

当年，除了越南侨生之外，印尼侨生也因当地政府排华而返回中国大陆，不过受不住共产党推行的政策，纷纷走回头路，但障碍重重，不少和我们一样都滞留在香港。

香港当时的移民政策执行得比较宽松，对华侨入境网开一面，我们很容易便取得身分证，不过仍期望越南情况会改善，或许会欢迎我们回归与家庭重聚。结果事与愿违，一下子便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大半生，直到1995年移居加拿大。虽然离开了香港二十多年，仍念念不忘这个老家。

香港充满机会，使我能够以一个外来者的身分在这里扎根，实现我的“香港梦”。我中学未读完便出来做事，由最低级文员开始，当过簿记员、会计助理，会计主任，但发觉埋头埋脑干的数字工作与我的兴趣不合，因此中途转行，当起推销员来，从此按部就班，以业绩搏取升职，最后成为一家英国公司(Staflex Texifused Ltd.)的总经理，兼任营业经理。我在制衣配料市场开始建立起个人的声望，等待更好的机会来临。

1964年，我首次代表“吉列刀片公司”到日本横滨公干，1968年代表吉列(Gillette)到印尼巴里岛参加财务会议，1970年被吉列遣送到伦敦和波士顿受训，首次搭乘飞机环绕世界一周，当时我只有二十八岁。吉列对我赋予厚望，但一年后我便离开，转行做推销员，将已定之计划付诸实施。

我生性外向，喜欢和人交往，不耻下问；只要能力许可，也乐意助人。十五岁离家，在外漂流，养成冒险精神，也学会处理危机，遇到挫折，不会失去信心，一试再试。我三十六岁那年，是事业旅程的大突破。加拿大杜明纺织公司(Dominion Textile)向我招手，以非常优厚的条件聘请我担任亚洲地区的总经理，我欣然接受。原来亚洲分公司(DHJ Industries)连年亏蚀，必须重组。我上任后实行大刀阔斧，开源节流，五年后开始转亏为盈，从此我受到赏识，成为公司的亚洲区总栽，服务了十八年，直至退休为止。

我虽然早年失学，但我从未停止过学习，离开学校之后还到大学的成人班上课，或参加一些专业课程。学习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丰富我的人生经历。我参加过不同的专业考试，拿到不少文凭，但都收藏起来，只当作为学习的纪录。我工余的爱好是：弹吉他、阅读、写作，打网球，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退休后曾参加志愿工作，担任多伦多华人社会服务协会(简称多华会TCCSA)的理事及主席，协助新移民融入加拿大社会。近年加入了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担任秘书，为会员服务；几年前也加入了安省中英翻译学会，担任理事，三年前被推举为会长。

我五十三岁那年便退休，在多伦多定居。以前为了公务曾周游列国，但都是来去匆匆。如今出外旅游心情轻松多了，流连忘返，并把旅游经历记录下来，在报章和杂志发表。除游记之外，我也写一些政治论文，生活趣闻，人生百态，医学常识、海外华裔社会动态等等。我是多伦多《星星生活周刊》的长期专栏作家，发表过数百篇文章。香港发生“占中”那段日子，我开始加入《港人讲地》网站，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星岛日报》、《成报》、《信报》、《文汇报》、《加拿大商报》等报章都曾经转载我的文章。我一直使用真名实姓发表，表示对我的言论负责。

我六岁以前只会说越南方言，如今已忘得一干二净。我对越南始终培养不出归属感，一厢情愿要做个中国人。妻子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日治时代出生，母亲早逝，父亲未尽父职，使她终生遗憾。我们早婚，曾经是被人耻笑的对象；婚礼在香港婚姻注册署举行，只有证婚人参加仪式，礼成吃顿便饭便算，比今天的“裸婚”还不如。因为尝过被人奚落和鄙视的经历，我俩锻炼成钢铁一般的意志，互相扶持，排除万难，倒下来再站起来。我俩也志同道合，喜欢学习，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新事物。

我对早年失学仍耿耿于怀，一直寻求补救之道。我喜欢以白手兴家的人做榜样，向他们学习。我也仰慕有学问及有才华的人，喜欢与他们结交，从中学习，增广见闻，提升个人修养。去年有幸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王应立(Grant Wong)先生，一个饱学之士，也是个事业有成之人。王兄喜欢研究历史，博览群书，见解精辟。他虽然离开香港超越半个世纪，但仍心怀故里，关心香港事，也关心中国事。他修业于香港著名学府，中学毕业后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攻读机械工程，还修读工商管理硕士文凭课程。毕业后投入本科工作，在同一机构服务了四十三年，功成身退，完成了他的“美国梦”。

很多美籍华人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受到政治的宣传，耳濡目染，盲目崇美，唯美国马首是瞻，失去客观分析的能力。王应立没有这个毛病，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目光如炬。他看了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那本历史著作《史迪威及其中国经验1911-1945》之后，发觉内容失实，资料错漏百出，观点偏差误导，动机可疑，必须严正指出其谬误之处，以正视听。王兄花了不少时间查证资料，提出反证，并动笔详列纸上，与关心世事和中国事的朋友分享。我有幸成为他的读者之一，当原稿收到后便先睹为快，一气呵成读完这本大作，心情亦随著作者的感受而起落。

王应立的国学修养其实很高，曾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那是一项洋洋洒洒六百页的巨大工程。他本来打算自己动手将这本新作的英文原稿翻译成中文。但由于百事缠身，所以由我代劳。我毫不犹豫便答应了，只想不会令他失望。去年八月他曾亲身来到多伦多与我讨论这件事，我便立即动工。九月中我到三藩市回访他，再商讨其他细则，如版权，付印程序，推广策略等等。我每天都将译稿送他复核，以求达到他的要求。

全书大约二十万字，我花了半年时间才初步完成译稿，现正重新整理一下。在过去的六个月，我的好友姚昉先生曾经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并为我的文字润饰；作协文友思华兄、陈镇雄先生和孙白梅大姐不断给予鼓励及为我指出错字；还有其他海外文友如黄宝芝女士和荣惠伦兄也为我更正错字。他们功不可没，我永远感激不尽。除此之外，香港之“港人讲地”网站一直图文并茂将拙作上载，“美西侨报”也答应提供宝贵的版面刊登此文。我顺此向他们两家致谢。

曾经有朋友问我翻译这本书有什么目的，我说有，但绝对不是为了求名或牟利。作者和我都不持有任何政治立场也不会为某个集团效劳。王应立是专业机械工程师，我是打工一族曾为商业机构牟利。我们都已从工作单位上退下，早已过古稀之年，从保守点估计也可算是衣食无忧。著书立说非属我们的专长，付印后仍不知这本书有没有销路。不过，纵使赔本也志在必行，因为感觉做这件事很有意义，可还历史及中国人一点公道。假设出版后，这本著作能带来一点收益，我们会将全数拨入王应立已设立的助学基金，使一些穷学生受惠。

2017年3月5日 黄启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