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安省公务员的罢工以及TTC的欲罢工风波，在各界引起各种反响。看近期《星星生活周报》刊载几篇关于罢工的议论，深感贵报在为华人办实事，为华人提供讲话议论的场所。故此，借贵报一角，发表在下的一点见解，与各位交流。

1、在市场经济此前提下，劳动关系也日益市场化和契约化，因此，不只是一种法律思想方法在这个领域的适用。而是否工作完全是个人或某一集体选择和契约的问题。罢工制度是国际通行的重要制度，罢工也是劳动者的一项权利。这项权利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法律制约的支点，个人需求的必然，社会(需求)调节的砝码。维护这项权利是加拿大这样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理念支柱。任何以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放弃这样的权利必将以牺牲社会结构支柱的信念为代价。

2、劳动法律关系，在罗马法中曾被划入“物权”范畴。中世纪的劳动关系建立在“人身权”基础之上。近代的劳动关系则建立在“债权”的关系之上。但因为劳动者和雇主经济上的强弱关系不平衡，所以，劳动者处于弱者的一方。当代的劳动法则将劳动法律关系作为人身权利关系设立，使劳资双方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达到动态平衡。

尽管如此，个别劳动者面对企业不免势单力薄，但同一行业全体或多数劳动者有组织地使用罢工这个“最后理性”(ultima ratio)时则显得强大有力。所以，罢工有利于调节强弱对比的劳资关系，是每个社会劳动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合法合理的有效手段。

3、公务员也是社会劳动成员，其自身的权利不因为顾主以及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受任何影响。因为服务对象而限制劳动者的权利，将导致另外的社会不公。而以罢工形式、以罢工者与顾主之间的谈判调节，符合经济学的原理。而实际的社会影响也正是罢工者手上的砝码，正如产业界的劳动者罢工必然影响产品的生产。公务员的劳动产品是为纳税人服务。作为服务者，他们的权利也应当受到社会尊重。接受纳税人的钱，同时他们也付出自己的劳动，在法律上他们和纳税人一样是平等的，而且他们自己也是纳税人。

4、罢工谈判的主要目的不是“帮助政府改善工作”(此观点参见上期本论坛)，而是通过罢工谈判和罢工行为调节劳资关系。实际上，在经济界近年发明了一个理论模型，其核心问题是将罢工成本与集体谈判条件下得以达成另一种协议，并将成本一并考虑在内。雷德和纽曼(Reder and Neumann,1980)构造了一个模型，所得出的一个预期是，罢工的影响范围与待业间的罢工成本成反比。雷德和纽曼特别强调将集体谈判作为一个序列来考虑的思路。两人对谈判过程中双方了解彼此行为模式的谈判序列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他们所称的协约或谈判条约(bargaining protocols)，目的是为了指导下一轮谈判的进程。

举行罢工和签署合约对双方而言都是有成本的。在出现罢工的情形下，企业得不到利润，工人领不到工资。这是罢工的成本。在签署合约的情形下，双方遵守协议，其要求要受到约束，各自期望收益也会降低。这是签约的成本。雷德和纽曼认为，通过一系列谈判，当罢工预期成本的降低额大于合约预期收益的降低额时，则双方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彼此因罢工而支付的成本。谈判双方所确立的合约条款，是为了使罢工行为的预期总成本降至最低水平。在这个总成本中，要扣除因明确、修订及遵守合约条款而产生的诸多成本，目的是为了使合约的应用面广、适用期长。

5、收入高低和经济发展有关系，但是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因为“大批新移民来到这里没有工作，还有一些移民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了工作”等等而质疑罢工，笔者不以为然。罢工者的行为是为自身利益，而不是为“天下三分之二”的人着想。

而且，弱势群体在加拿大是少数，虽然受罢工影响最大，但是不影响加拿大的社会正常运作。就是到了影响的时候，还会有其它的法律法规、各级机构的制约。社会等级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弱势群体不应乞求低价福利，只有自身的努力改善，才是加拿大赋予任何群体的权利。

罢工行为是经济学的范畴，民主是社会学政治学的范畴。罢工反映加拿大的劳资关系，反映劳动者的经济权利。使用加拿大社会赋予的权利，是加拿大人的义务。

“船到桥头自然直”，在加拿大，任何符合法律的行为，它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有其它的法律来有效解决。只是新移民来到这个在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法律法规、行为准则及是非标准大大不同于自己祖国的新国家，应该入境随俗。若还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心态在加拿大“指点江山”，则小心“牢骚太盛防肠断”，笔者建议“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安湖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6、罢工行为是劳动者的权利，利用自己的权利应该是理直气壮，而且是维护加拿大基本理念的正当行为。至于其它的结果，应该由加拿大其它的法律法规去有效调节，而不应要求罢工群体牺牲自己的利益、丢失自己的权利。如果加拿大人都不使用自己的权利而让自己的权利“罢工”，这个社会就不是加拿大了，就不是现在每年能够吸数十万新移民的加拿大了，也不是世界经济七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