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 木然）和邓淑贞老师认识是因为采访笛子演奏家王春杰。

春杰说我和邓老师素昧平生，她知道我刚移民过来，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不但送出一半的报纸广告位置给我做招收学生的广告，而且还介绍学生给我，以及共同举办师生演奏晚会……后来我在电话里和邓老师提起这件事情，她有些轻描淡写地说：其实都是中国人，不管来自哪里，大家总该互相帮忙的。

邓老师来自台湾，九四年从台北移民多伦多后组建了“禾登乐集”，以教授和组织学生演奏中乐为主，十年来桃李满园。

那天早上我与邓老师相约在十六街一间咖啡店见面，问起她的音乐路程，她如数家珍般，那种对事业对音乐的执着让我肃然起敬。

第一次接触古筝是14、5岁，那时我有个很好的同学，我们经常聊电话，有很多次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种很奇妙的声音，让我感到很好奇，这样过了有半年，有次我到她家去玩，她带我看她姐姐练琴，这时我才知道发出这种美妙声音的是古筝。

同学的姐姐当时在艺术大学读书，她见我对古筝充满好奇就问我想不想学，父亲知道我想学古筝后说你要想清楚，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要付出艰苦的磨练才会见效果的。那时我被古筝那种美妙的声音完全吸引住了，根本不把这些困难看成是困难，每天拿着台古筝坐两个小时的公车，下车后还要走一大段路，一天花6、7个小时学琴，从下午4点练到晚上10点才开始做别的功课，每星期学一首新曲，坚持了两年时间，进步很快，无论是节奏、音准都很好，后来老师鼓励我去参加一个市级的比赛，结果拿了个第二名，这对我很鼓舞。高中毕业后，我原想读中文系的，老师说你可以去试考一下，那次我考了第三名，不过我没有去。当时觉得自己是离不开音乐的，最终还是选择了台湾艺术大学。父亲对我的选择很理解，他原来喜欢拉小提琴，他说，音乐和文学是相通的，两者之间没有界限。

由于我在进入大学前比较刻苦，加上八十年代初，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流不够，很多信息的传递很落后，在古筝方面能教的东西很有限，我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就学完所有的东西，因为不想浪费时间，我就跟教授说我想学二胡，当时我要加学一个专业必须要有4名教授签名批准才行，可幸我找的教授都能理解我渴望学习的心情。这样我就开始跟台湾国乐名家董榕森先生学二胡。董先生在国乐上的造诣是公认的，如果你有空可听听他的《阳明春晓》。

邓老师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看见她眼眸里尽是对往事的回忆与牵挂。我很老实地对她说我没有听过《阳明春晓》，但董先生我是知道的。记得以前听过他为古龙的《侠客》写的曲子。那首意气风发气势磅礴的二胡曲至今仍留在记忆深处。尤其是那句：“在小桥楼头，杨柳树下斜倚，但见满楼红袖招……”，好侠气。邓老师听我这般说笑了笑说：对，就是他。

我跟董先生学二胡渐入佳境时，却发生了一件很让我惊讶的事情。那年有位筝乐家从马来西亚岛台湾来学画画，他带来了一台古筝，是21弦的，这台古筝别说我从来都没见过，我的老师也从没看过。其时台湾的古筝都是18弦的。造成这种尴尬主要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隔阂太深，彼此信息不交流，台湾还停留在四九年的水平上，而大陆对古筝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到21弦了。弦愈多，表现的空间就愈大，对手法的要求就更严格，尤其是右手。那时我跟梁在平先生学传统的曲子，他在三十年代已是古筝界的巨臂，但当时我还不敢与先生放开来比较18弦和21弦，我只有通过先生的教学来揣摩指法上的力学原理。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位来回于大陆台湾跑单帮的老太太，我让她给我带很多的书籍和音带，到现在我家里还有1000多卷带子都是她帮我带回来的，我就在这些音带和资料里慢慢摸索，有时为一个音我要来回听很多遍。大陆的书籍全部是简体字，要靠自己猜，确实猜不出就拐弯抹角地问别人，这段期间的学习虽然很艰难，但很锻炼我。比如很多曲子没有谱，我就靠用耳朵来听，然后记下来，这样对我锻炼很大。最后的结果不仅让我弄懂了21弦，还弄通了简体字。

我在读艺术大学时就开始到一些补习学校去做兼职，那是我从事教艺的开始。我的老板看我的学生提高很快就对我说，你别教那么快，要不学校怎么赚钱？我那时很固执，对老板说教师首先要教德，如果我教得有法，还怕没学生吗？后来也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当时我的学生不断，有100多人，平均每小时要指导8个学生，我会根据他们各个人的特点为他们选教材，因材施教。

我在补习学校教书的收入不高，那时台湾的公务员一个月也就是8000块收入，而很多教音乐的一个月就有1万多块，但我才4000多块，平均时薪还不到8块，有些人笑我是“8块钱老师”，意思我是很廉价的老师，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教书是为积累经验。后来请我去教书的学校很多，像“东吴大学”、“国防医学院”、“华梵工学院”等国乐团，工作还是蛮复杂的，有些乐团的声部不齐全，就要根据他们的特点来选曲子，结果我的学生表现都很不俗。我教过一个乐团，团员从8岁到60多岁都有，他们跟我学了两年，结果在“国父纪念馆”开音乐会，反应相当好。

我大学毕业时已拥有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成为我艺术生命的一部份，我抛舍不了他们，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办学校。开始有50多个学生，这个成绩很了不起，到我移民加拿大时学校已很具规模，有300多个学生，还附设了个乐器公司，平均每个月卖出去30台筝。严格来说，乐器公司不全是为做生意，我允许顾客可以拿旧乐器来换新乐器，旧的乐器修理好，也可廉价售给一些初学或者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所以我们公司的名声很好。

移民加拿大后，第一年我在一些乐团担任演奏，忙的时候一星期演21场，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总觉得有些失落。后来我想我的心仍在教艺上，音乐是我的梦，更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无法抛舍的。这样我就办禾登乐集，乐团有数十个学生，我们每年演出五、六次，像CNE、中国年等等，学生里大学生的多，有些学医，有些学考古，还有学社会学的，各种专业都有，他们都是中乐的爱好者。

我想我天生适合教学，看见学生们一天天的进步，特别是在教学中我有意地和他们一起讨论学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总觉得这样的学习不但只对学生是一种幸运，对老师何尝不是？

对于我25年的教学及演出生涯来说，假如要我在“音乐家”和“音乐教育者”这两个称号中选一个，我会选择后者。音乐教育的意义除了培养音乐专才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提高国乐欣赏水准及国乐人口比例数，这是促进国乐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看到孩子们从对音乐的崇拜开始走进我的学校，然后带着对音乐的自信理解走向社会，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有理由骄傲。

邓老师这么说时我想起她说音乐是她的梦。当我将目光穿过咖啡店大大的玻璃窗落在一天的阳光里时，那句“有梦总是好的”句子一下子从我脑际逸出，那刻我的心情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