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我们开设移民家庭问题讨论专栏以来，有一半的家长来电谈及与孩子在沟通上的困难，本期发表的《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就是其中的一例。

让家长困惑的，大部分的技术移民在国内原本有良好的事业基础。之所以要移民，是期待孩子能在西方教育的环境下接受更科学完善的培养，只是移民后由于东西方在文化与教育观念上的差异，一直既当“长”又当“师”的父母将孩子送进学校后忽然变得无所事事。

从北京移民到加拿大的傅先生在来电中这样诉说：我在北京是某重点中学的学科负责人，出国前孩子刚读初中，大量的家庭作业使家长成为他们所依靠的支柱，但出国后随着家庭作业的减少，读11班的儿子与他们已到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地步：儿子每天放学就将自己困在房间埋头ICQ，只有到吃晚饭时一家人才有机会面对面坐下来，即使如此，孩子也会借看电视（那怕画面放的是广告）避免与我们交谈。我和妻子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属于很开明很尊重孩子那种，但仍与孩子有很深的隔阂，我实在弄不清这里的教育为什么会将孩子教成这样。有次开家长会，我找他们的老师谈，说孩子回家从不与我们主动谈学习，他在学校干些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这位老师没听完我的投诉就当孩子面打断我的话说：孩子在学校的情况老师知道就行，你的孩子很好了，假若他是个不及格的学生，老师会找你们的。傅先生说而今他基本已放弃了对孩子的“知情权”，因为过于主动去“知”反易将孩子从身边推开，与其这样，不如听天由命好了。

对傅先生这种遭遇，来自上海拥有心理学硕士文凭的赵女士深有同感。她说很多时候她也无法把握读12年班的女儿内心在想什么。“我相信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她们总会做出些‘过激’的事情来挑战家长，这些行为并不是刻意的，假若家长此时不加分析横加干涉和指责，这正‘满足’了她们的挑战心态。要知道，孩子的反叛行为并不是要追求一个深谋远虑的结果，而是在试探家长对她们有多尊重。”

赵女士举了这么个故事说明这个道理：“女儿在15岁生日前一天晚饭时忽然对我们宣布：她的一位男性同学会在他生日那晚为她举办生日舞会，她将与其他同学一道留宿在这位同学家里。女儿在告知我们这个决定时，我深感这已经是个‘决定’而不是‘申请’，我相信我们再反对也是无效的，所以我只能同意。晚饭过后，我特意找女儿交谈，我没有向她了解那位男同学的情况，我只是告诉她，当你长大时就会与异性发生感情，会接触到性。然后我向她介绍了不当性生活对心身的影响，也将东西方性观念的差异告诉她，最后还送了一合避孕套给她，作为她成年的祝贺。那天我发现女儿很接受我这样的说教。生日那晚我亲自送她到同学家，下车时她说：妈咪，谢谢你们，之后还亲吻了我。送走女儿后，回家我看见那盒避孕套原封不动放在她的书桌上，我想女儿该说的已经说了，这是我们最开心也最感成功的。”

赵女士的故事确实感人。虽然笔者相信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做到这样开明这样心怀坦白。不过，学会与自己的孩子做朋友，对于移民家庭来说很有必要。

西方教育与东方传统教育最大的不同是鼓励孩子走向独立：“你做得好与坏不是重要的，你能亲自去做才是必要的。”如果，带着东方教育那种“家长至上”的观念去指导孩子，一看到他们有独立意识的迹象便予以压制，担心对孩子作出一点让步就意味着纵容他们越轨，这样的反应越过分，孩子就越反叛。假若父母实施超强的镇压，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

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把家长分成三种类型，即放纵型、专制型和权威型。她以一个13岁的孩子想去参加一次周末聚会为例说明：一位放纵型的家长也许会说“去吧。”另一位专制型家长的反应也许是“不行，你太年轻，不能参加这种活动。”而作为权威型的家长则会先考虑孩子的意见，然后才作出“你知道我们周末的作息安排。如果你能在10点前回家，你可以参加晚会。”的决定。

戴安娜赞同家长应采用权威型的态度，即既要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又要使孩子明白这种自由是负责任的自由。

作为家长，在要求孩子负责任地成长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要作个负责任的家长？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一文里的“女儿”其实并不是个无可救药的女儿，倒是家长却是个不负责任的家长。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觉得孩子的品行，与家教很有关系。假若家长在移民后，从文化，到思想，到行为品质，都停留在移民前的水平，不图进步，不思提高，不接受西方文化优秀的道德理念，孩子当然会看不起你。一位在孩子心目中毫无威信的家长，又怎能苛求孩子对你敬重？

或许你还会说，我们本来就文化不高，加上不懂英语，孩子看不起我们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一位家长真这么认为，我想你就不应抱怨什么了，因为是你首先放弃了自己，而不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