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 木然）在多伦多华人社区，无人不识德高望重的老侨领伍卓生先生，他长期活跃于加拿大华人社团与加拿大主流社会之间，声望显赫。

伍先生现在身兼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全加华人联会共同主席、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副主任等职务。在采访前，伍先生与我约定：我们闲聊一下旧时候（以前）的事情，至于在社区服务的那些事就不用多说了，服务社区是份内的事情，不值得写的。

伍先生所说的“旧时候”的事情，要从上个再上个世纪讲起……

爷爷的故事

伍先生祖籍广东台山海宴。据他介绍，他爷爷原来在海宴靠杀猪为生，这个行业在当时乡间来说，收入算不错，但工作很辛苦。“每天半夜三更就到各家各户为需要屠宰，所有工作必须在天亮前弄好，因为农户一早要拿猪肉到市场去卖。”

伍先生说他爷爷很有冒险精神。“那时杀一晚猪有两毫双纹钱的收入，但他却极不满足，觉得一个年青人，如果满足于这种不富不贫的生活，终究没有出息。“

19世纪末，广东台山有不少人漂洋过海到北美这边闯世界，俗称“放洋”，伍先生决意“放洋”的爷爷其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

伍先生说：“爷爷1895年离开广东台山时已经结婚，育有二子一女。开始我还以为爷爷来到加拿大后也如其他华裔一样修铁路，后来详细了解后获知，那时铁路基本已经修好。由于爷爷在乡间有杀猪的经验，所以当他落脚在温沙（Windsor）后，很快在一间酒店的厨房找到了工作。”

伍家在加拿大的第一代就是这样开始的。伍先生讲起家族故事时，尽管人事久远，但敬佩之情溢于言表。“那年代的华侨，只把北美当作是谋生的地方，从来没想过会在这里生存下去。不像现在的移民，一来到就买房子安家立业。老一代的华侨，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开始时都想着落叶归根。所以以前的老华侨，没有人买房子，大多是靠租房子生活，等赚了钱，就回家乡买土地建房子。”

谈到房子，伍先生说现在家乡的房子是爷爷和父亲当年回乡联手建立的，两层的房子，每层大概有6间房，楼顶有广东人所说的“天棚”（露天阳台），夏日可以在上面小歇纳凉。“家乡的房子格式明显受到西化的影响，像屋边建有一吊楼，上面有枪眼可作‘嘹望口’，居高临下，房屋四周的动静可尽收眼前。还有印象最深的是屋旁建有一水井，通过人力作用可将水泵到楼顶储存，家里要用水打开水笼头，水就自楼顶流下来，很方便。”

伍先生说他爷爷不但是个有志向的人，而且充满着智慧。“1904年，我父亲来到加拿大后，爷爷亲自安排他学习英语，等他过了语言关，也找到了工作后，爷爷就只身回香港做生意。他在靠海边的地方租下一栋四层楼的唐楼，改装成旅店，大概有60多间房子，利用他熟悉华侨的关系，从事接待从南洋归乡探亲的华侨。那些在东南亚生活的华侨，因为来往中国方便，所以经常成批成批地出入，而爷爷的旅店收费极便宜，大概是1元几毫一晚，相当划算，所以颇受欢迎。”

伍先生说他爷爷晚年与许多老华侨一样告老还乡，享受家乡的田园生活，这种结局是老一代移民最乐意选择的道路。

父亲的故事

伍先生的父亲伍俭于生于1890年，在伍俭于5岁时，他父亲已经离开家乡“放洋”去了。1902年，年仅12岁的伍俭于因渴望见到父亲，藏身于一艘轮船的水箱里漂洋过海，结果在日本的横滨被海关发现，之后被遣返香港。这样又等了两年，伍先生的爷爷在加拿大替他缴交了500元的人头税，于是伍俭于得已合法进入加拿大。

关于伍俭于当年来加时的航程，伍先生说当他父亲是乘“日本国王号”船，大概要走五个多星期的航程才抵达三藩市，由三藩市再乘7天7夜火车才到温莎市。

刚刚抵达加拿大的伍俭于，与现在许多新移民一样，在语言上同样存在着沟通的困难。他一方面在父亲的督促下勤奋学习英语，另方面则在酒店里找了份行李员的工作，经过一年的学习，他的英语顺利过关，且在酒店很快就做到了领班，生活完全可以自立。

1911年，伍俭于21岁，他父亲眼看他无论在语言在工作都已走进坦途，生活上也完全可以独立，遂决定回归故里。而伍俭于在陪同父亲回乡时，顺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赢得不少同乡的羡慕。婚后，由于加国已停止交人头税即可入籍的政策，加上当时台山乡村的习俗，年青的伍俭于只有拜别父老乡亲与新婚的妻子，独自踏上返加的旅途。

伍先生说台山人“放洋”，大都是这样。女人大都是留在家里照顾家庭，生儿育女和看管田地，而男人则出去闯，大概5、6年回来一次，原因是当时的旅费相当贵，来回一次要数百元，在餐馆的厨师，一年也就1千元左右。所以，伍先生说他的大哥年纪比姐姐大6年，而姐姐又比他大6年，这是典型的华侨家庭。

讲起父亲在加拿大的奋斗历程，伍先生很感慨地说：“父亲继承了阿爷的勤劳和聪明。他来加拿大仅一年就过了语言班，后来不满足在酒店里打工，就跑到多伦多来与兄弟一起开餐馆，后期他愈做愈大，共开了三间餐馆，都请回家族的人打理。”

伍先生的父亲是在1998年2月25日仙逝的，享年108岁。据了解，伍俭于老人一向很向往祖国。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还曾在多伦多面见孙中山先生，协助筹款讨袁。就算到了90年代，他还多次捐款给台山家乡的英甲小学，支持乡村普及教育。伍先生说：“父亲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不会要求儿女整天围在身边，晚年他很享受在养老院的生活，他的心态很轻松，所以很长寿，当时应该是在加拿大最长寿的华侨吧。”

谈到父亲的去世，伍先生介绍道：“他真的是很安然的离去。那天下午他吃过午饭后，一位侄女陪他聊了一下，三点多钟时他说他要休息，到五点钟发现他在睡梦中离去。”走完了他108年的人生路。

大哥赵斌的故事

伍先生的大哥叫伍卓智。采访中我曾问伍先生，既然你父母及姐姐都在加拿大，为何单独留你大哥一人在大陆呢？伍先生听我这么说，笑眯眯地回答：“我大哥很小就离开家庭，解放后在北京体育学院当院长……”

听伍先生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曾认识一位出生广东叫赵斌的老人，他毕业于岭南附中，后改名换姓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在一野贺龙手下转战南北，解放后也在北京体育学院任院长，80年代初他曾回原岭南大学旧址访问。我问伍先生，难道你哥哥就是赵斌？

伍先生听我这么说，忍不住哈哈大笑地说：“呵呵，世界真小，也真是有缘。赵斌就是我大哥。因为我母亲姓赵，赵斌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姓名。大哥在岭大中学毕业后到了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南京发生大屠杀后，一位教授带领一班学生到西北，后来在一野政治部工作，1938年转辗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解放后，因为贺龙分管体育，所以他被安排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

伍先生说大哥很小就离家到外地去，他离开南京金陵大学后有15年没有和家里联系。当时父亲以为他已经不在世上了。直到1949年底，心有不甘的伍先生从加拿大回国找他，在家乡收到了他发自太原的信。伍先生马上提出要去太原见他，赵斌接信后说北方太冷，于是相约在乡间相见。此次见面后，到1950年底伍先生再回加国，一别又是20多年。

到了七十年代初，加拿大不顾美国的反对，率先与中国建交，加中关系步入正常化。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刚复出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陪他参观北京体育学院，伍先生在电视上发现代表院方参加接待的就是大哥赵斌，从此多伦多与北京之间有了另种的情感联系。

伍先生说7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不如现在这么宽松，他们与大哥的联系都很谨慎。“记得70年代中，大哥带领中国青年男、女排球队去巴西比赛，途径多伦多，当时社区召开欢迎会，我在会上还不敢告诉别人这是我大哥。会后我想接他回家看看家人，大哥听说要离开酒店就婉拒了，他说如果亲戚朋友方便，就到我住的酒店来见见吧。”

对于中国其时的气候，相信如今已届中年的人，一定能理解伍先生所说的故事。伍先生说开放改革后，大哥先后在父亲100岁与103岁寿辰时两次来加。“那次，我告诉他父亲想捐点钱资助国内乡村教育，请他指点几个地方，大哥当时写下了他参加革命时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村庄。”

1998年，伍俭于仙逝后多伦多各界捐赠的一万多加元帛金奠仪，全部被汇到北京中国银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 捐款的专门账号上，用于资助三所在山西兴县的小学，这三所学校其中有两所就是由赵斌指定的：原贺龙元帅司令部所在地的蔡家崖小学；原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所在地的李家湾小学。

伍先生说大哥赵斌如今仍生活在北京，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伍先生每年都会选择时机回国与大哥叙叙旧。

伍先生自己的故事

讲完伍先生家族的故事后，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伍先生本人的故事。

1948年，伍先生年满21岁，经父亲申请，他与母亲一起从广州经香港踏上了移民加拿大的路程。他们是加拿大自1923年后，经历过二次大战，第一批获准移民加国的申请者。

谈到移民前的生活，伍先生说他的初中时代在香港度过，之后回广州市第一中学读高中，伍先生的太太就是在广州读高中时认识的。“现在我还记得广州市一中的位置是在荔枝湾。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广州大学读外文系，读到大学二年级时，父亲说按照加拿大规定，假若我过了21岁，他就不能申请我过去了，当时我姐姐也在国内，大哥失去音信也十多年了，父亲当然希望我能到他身边去帮他的忙。”

伍先生说当时移民也要见官，他是在香港见的官，获得签证批准后，还要买船票。“我乘坐的轮船是用来运士兵的，要290多元加币一张，是统仓，满满的一仓人，床是那种布吊床，吃饭有点像部队分饭那样，每个人拿个盘去取。这样大概走三个星期到达三藩市（比他父亲那时候要快些），然后坐三天火车到温哥华，从温哥华再坐三天的火车才到多伦多。”

与父亲伍俭于所不同的，伍先生移民加国，因为父亲在生意上已打开一片天地，所以他在到达加国后，没有居住、生活与工作的压力。“一到达多伦多，我就申请到多大读书，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划分学科，进去先读全科。”

伍先生在“多大”读了一年多的书后，于1949年秋暮，离开加国回国。据伍先生介绍，当时回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与中学相识的恋人结婚；还有就是趁祖国解放，看能不能打听到大哥伍卓智（赵斌）的音信。结果，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

婚后的伍先生，于1950年12月重回加拿大，此时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长子伍思聪刚满月。

回到加国后的伍先生，由于家族餐馆生意蓬勃发展，父亲希望他能加入其中参与，于是他放下行装就到父亲的餐馆工作。这个餐馆距多伦多200英里，在一个主要以产矿为主的、名为Sudbury的小镇上。谈起那段经历，伍先生说：“那时候蛮锻练人的，什么都做，从伺应到厨房杂工炒锅都做。”

1957年，伍家所经营的餐馆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此时伍先生想自己出来闯一下，此举得到父亲的同意，回到多伦多的他此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第四个孩子还没出生。经历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进入大学去重新学习。“那时感觉做餐馆的空间很窄，还有打餐饮工的收入也不好，伺应周薪是20元，厨师稍高点，每周也不过是25到30元。”

伍先生回到多伦多后重回怀雅逊大学（Ryeson University）读书，他选择的专业是出版管理。1959年伍先生大学毕业后，面临选择工作。“那些年工作很好找，我们班有刚开始有20人选读，能读到毕业的只有7人，却有35间公司来挑人，我们7人很合作，每人平分5间公司见，这样谁都不用争。”最终，伍先生选择了多大出版社。用伍先生的话说，在选择公司时，主要考虑工作的稳定性。

伍先生从1959年开始一直干到1987年，整整在多大出版社工作了28年。开始周薪是70元，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期间他在多大出版社内做过很多工种，像在印刷厂当过厂长，后来担任多大出版社负责发行和印刷的总经理，主持出版了大批书籍，还分管与行业工会的谈判。

问起伍先生，在多大出版社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有哪些故事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伍先生想了一下说。“刚进去那时，我是唯一的一个华裔，我的经理对所有员工说，伍先生将会与我们一起工作，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有任何歧视的行为，否则我会严厉追究。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后来这名经理退休，我接替了他的工作，我也同样以这个原则与同事相处，互相尊重。”

讲起与工会谈判，伍先生说那是很费脑筋的事。“出版社有4个工会，印刷工会、排字工会、装订工会和总务工会，每个工会就工资，个人保障，工时，工作强度，福利等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工作是与整个行业工会谈，有些要求，按常规道理来看是很不合理的。比如以前是用铅字排版，出现电子排版后，当然就省了些人，但排字工会就有意见，为了保证工人有工做，他们提出当一些客户的电子版到达时（比如广告版），除了用新方法排版，公司应该安排工人照样用铅字按版排一次，照样校对，完了后把排好的版拆掉，他们说这样可以保证工人不失业。这个做法明显不合理，就需要我们和行业谈，要找出个保证不减少人，又确实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伍先生说1973年，多大出版社第一个采用电脑排字系统进行作业，这在多伦多是第一间，所以面临的压力很大。听伍先生这么说，我忽然醒悟：“难怪你退休后在处理社区一些事情上，总能得到各方面的赞赏和支持，这种人缘和能力，应该是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吧？”

伍先生听我这么说，轻轻地笑了一下，他告诉我：“问心无愧，珍惜友情，比能力更重要。”

本来我还想问问伍先生退休后的故事，但既然我们有言在先是讲“旧时候”的故事，那么伍先生热心社区的其他故事，还是留待读者慢慢去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