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纪军编译报导／作为中国第一批实行改革开放城市之一的温州市，目前正流行着一种“热炒”，不过这道难吃的“热菜”已让中国金融管理当局消化不良，可能也会让纽约的金融管理人、宾州钢铁厂的工人、中西部的农民以及澳大利亚的煤矿工人感到烦恼。

纽约时报11月9日的有关中国地下钱庄的长篇报导指出，这样的“大菜”已准备就绪，在一帮腰缠万贯的朋友把数百万的资金，投进诸如上海房地产这样的热门投资时，他们就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暴利”。

温州人经常在朋友相互用力握手间就可以借到大笔的资金，只出具一份手写的借据。随后双方用自动点票机点钱，或到一家储蓄所转账。有时他们也用一种传统方式来完成这样的“交易”，那就是把装满现金的麻袋交给借方。

中国金融管理者所担心的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将效仿温州人，开始炒做这道在银行体系外进行交易的“大菜”。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其它地区的借方和贷方，已越来越象温州人。中国银行体系逐步加大的阴影，已让中国国有银行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得这些早已背负着死账坏账的国有银行，更难适应经济的高速增长。

纽约时报说，造成这种问题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的低利率。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不理睬国有银行2%的存款利率，而是更愿意把大额存款存入那些能获得双位数回报的贷方。他们把钱借给房地产投机商，或那些没有关系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小生意。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利率高，而且还能逃税。

瑞士第一波士顿信贷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陶东(译音)计算过，中国市民在8月和9月这两个月，共从国有银行中支出了120亿至170亿美元。据估计，上个月的流出量约达12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所有金融机构总存款的3%。陶东警告说，如果这种提款势头在未来几个月未被阻止，这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甚至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大危险。

报导说，中国目前已成为吸收世界四分之一钢产品和五分之一大豆产品的大国，它的任何动摇金融信心的举动，可能都会在美国和其它市场迅速掀起波浪。比如说，如果中国宣布，不再需要进口那些已被无数个塔吊吊到空中的钢梁，那么全球的钢材商场就会出现饱和，其价格也会下跌。

中国央行10月28日加息，便是想把老百姓的存款留在银行中。中国央行在其一份声明中强调，提高官方利率应能“减少外部流通的信贷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负责人指出，中国几大银行中其实有不少储备，但他们需要用那些储备来填补由坏账所造成“窟窿”。

被称为中国“地下金融”中心的温州，距离上海约三百公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实验城市，因此在温州已拥有了繁荣经济的同时，它的商业交易方式有时却受到质疑。其它地方的人把温州描绘成金融改革中心，或贷款“贪婪鬼”的老巢。但现在，温州已成为于广泛流行中国各地的地下金融交易的一个微缩点。

纽约时报说，尽管中国法律规定手写的借据也具胡法律效力，但地下金融交易的贷款主很少通过法律途径去追讨贷款。在温州开了一家炼铜厂同时也是半个“银主”的涂尚云(译音)介绍说：“如果碰到一些要好的朋友，若是起诉他们，我就会丢掉面子。如果不是要好的朋友，我就不会把钱借给他们。”

在温州的地下金融交易中很少发生暴力事件，但要是“银主”通过各种努力仍无法讨回贷款时，就会发出最后的威胁。温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金龙(译音)说：“有些人可能会雇杀手去追踪你，有时会殴打甚至杀了你。”

温州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春季曾上涨到月息1.2%，或年利15.4%，利率一直稳定到现在。根据中国央行的统计，自4月起，温州存款额已下降2.5亿美元。对于贷方而言，地下钱庄的利率要比国家银行的2.25的年息更有吸引力。此外，在国有银行存款，政府还要征收20%的利息税。

温州市的绝大多数地下贷款都贷给了亲属或邻居，资助开办当地的小生意。温州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无品牌太阳镜的最大生产地。董甘明(译音)是一家拥有350名工人的太阳镜厂的老板，他说他的工厂只是温州一千多家太阳镜厂之一。

当地的激烈竞争，使厂主们不得不通过借款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政府的任何打击地下钱庄的努力，都会给这些高效的中小型企业带来风险，因为他们想从国有银行中获得贷款几乎没有什么希望。

董甘明介绍说，十多年前他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借到钱，开始创办这家当时只有十几人的太阳镜厂，随后他就付清了借款，并把绝大多数利润再投资到生意中，很少把钱存到银行，因为“银行的利息太低了，如果你要把钱投资到生意中，你就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但温州当地人说，地下钱庄近几个月已发生了变化，许多资金都已流到了房地产，流进了那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正推动利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地下钱庄的交易也逐步向非亲友借款方向发展，从而也增加导致纠纷的风险。

纽约时报最后说，经济学家们指出，虽然中国地下钱庄的扩大程度还不为人所知，但它已对破坏金融信心构成了最严重的危险，何况中国还近年来经常出现一些存款人拥挤到银行提取现金的现象，最后都是官方出面提供大量现金而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