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菜头

（接《星星生活》第181期第B28版）

五岁半的时候，幼儿园已经太小，父亲决定送我上小学。报名那天，老师请我写自己的名字，又叫我写了几个字，居然就获得通过，编在大石洞子弟小学一年级二班。能上学了，我自然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拿出新书包和新铅笔盒看了又看，闻了又闻。新军用书包有种特别的味道，用牙咬背带会让牙齿感觉很酥。

第一天上课，学的是韵母啊哦呃依乌虞。上午教，中午放学前默出来就可以走。我怎么都记不住那六个字母，只觉得它们曲里拐弯，记得前一个立即就忘了下一个。我考了三次，都没默全。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起书包离开教师，基地的喇嘛声声吹着午餐号，我觉得心里乱做一碗水。想来想去，我做了一张小纸条，抄上了六个字母，放在听写本下，准备作弊。可惜的是，班主任董老师法眼如炬，当场发觉，给了我脑门上一竹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弊，就在小学第一天的第一课上，因此要说我本质不错，那是假话。此后，我生平作弊无数次，仅被再抓过一次而已。

从幼儿园搬回家里住，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中国人所谓“阴天打孩子”，我从那时候开始经常遭到体罚。我六岁多一点的时候，我父亲心血来潮，说是要教我背99表。方法是带着我从基地的山路上往下跑，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他就问我“六七多少”之类？如果回答错误，立即赏一耳光。一趟山路跑完，九九表背完，而我的脸已经被打得麻木了。父亲美其名曰物理刺激教育，说人类是灵长类动物，肉体上的疼痛能够加深记忆。

我至今对体罚深恶痛绝，也对夫妻两地分居深恶痛绝，更对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打就打了，还要他妈寻找理论根据，还不如根本不说话，揍了再说，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当时号称“三天一小打，七天一大打”，我怀疑我父亲根本是打人上瘾。尤其是打我之前还要叽叽歪歪说一番道理，更是让人觉得烦恼已极。

根据我和同学交流，基地里打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家家都打，似乎那是当时的流行娱乐。想一想，距离文明城市只有83公里，但是根本回不去，挤在那么个山谷里，不打打孩子，这日子简直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打到一定程度，就会习惯，怎么打都不疼了。我一直盼着那天早日到来，在此之前我尝试过往裤子里放铅笔盒，塞木板，但是总是被发现，而且被打得更加厉害。

如果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很小就不爱回家。每天放学，同学们都住家属区，就我一个人住在很远的教研楼。很多年后，当我看电影《洗澡》，看见痴呆儿子用小棍划拉着墙往家走，一下子就会想起自己来。告别了最后一个同学，我自己有很长的一段山路要走。我就那么拿着根棍子，一路上东游西荡，慢慢晃回家。或者追逐一只蝴蝶，或者跟踪一只草蜢，可以在一路上玩很久，然后回家领一顿打。

因为惧怕挨打，我甚至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成绩。有一回，我玩高兴了，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书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里面的书全掉了。这事根本不能和我父亲讲，不能的意思就是小孩子心里理解的那种“不可能”，那是泼天的大祸，不知道要被打成什么样子呢。没有了书，要上课，要做作业，那怎么办呢？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解决方法：我用下课的时间，强背下一整本语文课本—在还没上那些课之前，我把一本书全背了下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父亲叫我问话。他手里拿着几本被红泥水染成红色的书，问我是不是我的。当然是我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班级。我当时一看见自己的书，觉得头嗡地一声就大了N倍。心里想着，今天完了，全完了。书丢了，我准备就这么混到下学期的，没想到竟然有人那么多事，还把书送了回来。不过想想也没办法，整个基地就我们一家姓和。我父亲接着问我，你丢了书，那么这两个星期你怎么做的功课呢？我告诉他，我把书给背下来了。父亲大惊，叫我默写，我随手就默完了一本书的内容。这一下他大为惊叹，不但没有打我，反而大加赞扬。我因为能默一本书，所以那学期成绩很好，父亲也就放了我的羊。大概他觉得我身上有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吧？

从此我父亲改变了一些对我的态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带我进山。父亲本身是个山民，现在回到了山里，整天晚饭后就带上一帮单身汉进山散步。周日的时候，吃过早饭还要带我进行专门的拉练，在山里窜上一整天，挖些野杜鹃和野山茶回家种着。在山里，他教我辨认植物，教我挖掘可食的块根，教我查看草叶折断的痕迹判断有什么动物经过。一路走，我一路吃各种他找到的野浆果和树叶，有一种生漆树的嫩尖，我很是喜欢。半年以后，我就出师了。根据他的教导，我的痘里随时放了一把小刀，为的是被蛇咬了以后在伤口上开一十字口，吸出血来，再划破衣服做成布条扎上。

当时在大石洞的山林里，经常流窜着一只叫和菜头的小兽。那牲口瘦若豺狗，行动如风。基地的人经常可以看到山上绿军装一闪，那就是我在窜行。我父亲走在路上，很骄傲地指着山上的绿影，对边上的同事说：“看！我儿子！”进山这种事我父亲从来不加阻止，而且从来大加鼓励，并且承诺我等我再大些就带我回老家狩猎。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偶尔会问一声：“今天在XX岩石上的，就是你吧？”我点点头，继续狠吃。他也只说一句：“爬太高了，危险。”

很小的时候，我就习惯了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而且觉得山林就是我的家。能一个人在山里转一天，累了就采集一堆松针铺床，睡上一会儿。一身泥汗地回到家，被我父亲提着耳朵拉到对面基地饲养场，脱光了用冲猪圈的水龙头一气猛冲，然后就神清气爽地回家吃晚饭。后来看《西游记》，我老觉得孙猴子就是我，而且还不如我呢。

一个人闷在家里的时候，我逐渐发现读书是件很有乐子的事。在读幼儿园的时候，最先翻完了一本《365夜》，找我父亲换书。父亲不相信，说你字都没认全呢，怎么可能看得完？我说我可以根据前后文猜啊！他找了几段叫我念，我还都能结结巴巴念完。父亲大乐，从此每周带我去服务社的书店买新书。那地方距离我们的宿舍有3公里，每次去之前都要问我：要书还是要冰棍？我总是选择要书。一个小孩子，在大日头下来回走5公里，但是为了书坚决不要冰棍，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事。他不知道我的算计，冰棍吃完了就完了，最多咂咂棍子的滋味，但是书可以随时再翻出来看啊！

1983年的时候，记得先下了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然后我们就要返回昆明了—父亲调到了昆明陆军学院。在大石洞我一直过着不知寒暑的日子，甚至忘记了以前在新疆的种种。但是等大雪下起来的时候，我起初有些困惑，而后又觉得亲切。隐隐约约之间想起了以前在西北的种种，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我想起了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大雪，有个地方，有座红色的山。事情想起来就再不能忘记，我一次次走出家门，让雪落下来，落满一身。然后再走进门，拍去肩膀上的雪花。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我想起我在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动作，已经多年不做了。我怀念起了北方，心里第一次感觉到悲伤。

终于是要回昆明了，我却高兴不起来。打小我就习惯了在部队的日子，习惯里家里那些带编号的公家粗笨家具（王朔语）。最低层面上，在军队里我和父亲分享一张大床，而每次回到昆明，我们全家四口睡在一张床上，一间屋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离开我母亲很多年，已经不适应有她的日子。据说我第一次从新疆回云南的时候，见了我妈，怯生生犹豫了半天，叫了她一声：“阿姨。”

按照我妈的说法，我是个忘恩负义背时倒霉挨千刀的小砍头。母亲的心就细在这个地方，在我父亲还没接到走前，我母亲天天抱着我看我父亲那张帅得出名的尉官照。我一岁多会叫人的时候，父亲从新疆回来，母亲指着他问我：菜头儿，你看看那是谁？史料记载，我当时咧嘴大笑，一叠声地大喊：爸爸爸爸爸爸。我父亲那颗老心估计当时幸福得皱成一团，当事人回忆，他把我抱在怀里亲得我一脸是血痕—当兵的胡碴子那可不是盖的。和菜头三十九，中年得子，宝贝非凡。而在我印象里，我父亲从未在新疆指着照片教育我谁是我妈，男同志粗糙就粗糙在这些地方。

甚至回了昆明很多次以后，我妈如果烫个发，我就直犯嘀咕，觉得这面前这女的是一“熟悉的陌生人”，吃不大准。而我妈那里理会得我那小心如何琢磨，见了面又是亲又是抱的，我总是觉得非常地不自在。那一声“阿姨”让我妈难受了几十年，动不动就提出来讲。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一个山里的野孩子，已然错过了童年的母爱。而母爱这种东西重在每一天相处，以后恶补是补不回来的。我习惯了军队的军号，习惯了绿色的制服，习惯了集体宿舍生活里全是男的，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与女性相处。

而且，要离开大石洞令我非常为难，我觉得要离开自己的好朋友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当时我有两大兄弟，平展和常云。平展是个很小很小的萝卜头，一口整齐的牙齿。他那牙齿全是立着啃饼干练出来的，没事就展示给我看。后来看动画片里的海狸啃木头，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他。平展真是我兄弟，我们的兄弟之谊建立在相同的情趣上：一次学习委员杜国斌女士记了我们两个的名字，恨得我们牙痒。兄弟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吃光杜小姐家自留地里的胡萝卜。我到今天都想不出来世间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异的报复方式，但是当时我们两个觉得那是最好的。

放了学，我们两个如同恶狼一样窜进了家属区的自留地。可怜杜学习委员家的萝卜才长出点樱子，还没有我们的小手指头粗，就被我们两个拔将出来。用手擦了擦泥，开嘴就啃。要说那时候的孩子还是老实，虽说是报复，但是我们硬是没敢糟蹋东西，每根萝卜都啃得精光，没一点浪费的。我们恶狠狠地吃了一肚子萝卜离开，当晚平展同学就拉了肚子。而我一直健康，而且看起来将会永远健康下去。

常云是个老陕，也许是山西人，反正我永远都听不出他倒底说的是陕西还是山西。那孩子黑得跟夜似的，常年累月戴一军帽。当时我们是低年级，高年纪的同学经常来抢我们的军帽。常云同学被抢了军帽就失声痛哭，像条真正的汉子那样的低声抽泣。我路见不平，就约了三个同学去堵截抢帽子的人，没想到竟然打成了个平手。从林子里出来，常云跟在我身后，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心里越来越烦，就又拉了常云同学对打了一顿。这一次，他妈的还是个平手。但是，打完了以后，我们就成了非常铁的哥们。这里面的逻辑我到现在都没想清楚。

小学三年级，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什么都才开始的时候，山里的山茶花才开，我还惦记着我找到的那丛野草莓，居然就要走了。和平展、常云告了别，就上了车，离开了基地。记得常云当时还写了一张纸条给我，用他那熟悉的雷锋体在纸上写了什么“告别战友”一类的话。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回到昆明，我这个小战士就算是真的退伍了。

回到昆明的时候是在雨季，连日连夜的要下上半年。我妈给我换了一身崭新的行头，换下了我那身惹眼的军装。那时候，街上已经有人穿喇叭裤，提着手提式录音机放着音乐照耀过市。我那一身军装委实过于招摇，类似乡下的表弟。昆明陆军学校在郊区，父亲只能在周末回来，在很简短的交接仪式以后，我就此开始和和两个女人一起的生活—我妈和我妹妹。我父亲甚至连多余的话都没说就上车走人了，而我渐渐陷入恐惧和无助之中。

昆明对于我来说，是种大而无当的存在，一如我多年以后行走在北京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声响。在山里住惯了，习惯性地对任何一种声响，任何一种移动做出反映。而昆明市有太多声音，有太多移动目标，我很快就消耗完了精力，陷于恐慌之中。甚至开始切赤仇恨这个城市，一心想着逃回大石洞的山里，即使没有我父亲也全无所谓。我是一只恐慌的鹿，站在喇叭四起的路口。

好在我被立即送进了学校，富春小学三年级二班。更好在我是个语言天才，通过断续返回昆明，我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学会了纯熟的昆明话，因此不怕被欺生。第一天去上学，母亲还专门为我买了一个海棉的塑料铅笔盒，我妹妹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我昏头昏脑地被领进教室，被安排在了一个小女生身边。她看了看我，并不说话，手里的橡皮散发出一种香甜的味道。第一堂课是美术，但是我没有带彩笔，只能笔直地坐在那里。我的同桌扭过头来，问我：“你没有带笔？”如同阿甘说过的那样：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有天使，那么我在那一天真的遇见了天使。

她随即用笔捅前面的女孩子，叫她借几只彩笔来用一下。前面的女孩子转过脸来，冲我一笑，递了满把的笔来。我在第一天记住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并且从那一天起这一辈子不能忘记。我的同桌叫苏峰，我的前排女生叫段萍。这种好感贯穿了其后二十年，在非常偶然的机会里重逢她们，我都会觉得那一整天的心情很好。在她们的面前，我永远做不出一张装B的脸来，只会是发自内心地微笑。像是顽劣的学童长大了，偶然重拾当年心爱的玻璃珠。

变换环境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充满了危险，很可能因此不适应而产生异常。而我很幸运，大石洞的子弟小学是五年制，而昆明那时候改为六年制。我等于凭空多出一年来，把已经学过的东西再学一次，成绩自然突出，一点都看不出我是班里最年幼的一个。但是，陌生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依然存在，只可惜那时候没有什么心理医生而已。上学没多久，我就发生了经常性的呕吐现象。常常上着课就突然冲出教室，呕吐不止。老师只能差同学把我送回家，我因而得了半日病休，可以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看小人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