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昌民

1964～1983

**那金刚瞥我一眼

在武汉十五中最后两年迷上的围棋，一路上陪伴着我，须臾不曾分离。一九六四年考入清华的时候棋力大约只有业余3段的样子，着急着到处找棋下，有人告诉我教工俱乐部里常有棋局，周末前往，偏偏有人把守，我长久徘徊于门外，情牵于室内，最后寻了个破绽才入境成功。

有一桌正在对弈，观者如堵，嬉笑声喧。我挤近桌边，见一黝黑壮实如金刚的中年男子一边悠然落子，一边念念有词，不外奚落与调笑；对面一谦谦老者受让数子，显然已被盘内及盘外的招数搅得乱了方寸，笑呵呵地听凭众人摆布。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频频为老者支起招来，那金刚瞥我一眼，并不言语。这时有人碰我，眼风示意老者说：“你知道那是谁吗？”我摇头，那人再次向我俯耳：“钱伟长。”

当时令我听了一怔的，尚不是后来被誉为中国航天功臣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里的钱伟长，而是作为清华头号大右派的钱伟长，入学教育的反右展览说他反苏谄美，在科学界的“假头衔”有几十个之多。今天与之不期而遇，近距离瞧他非但平凡，甚至稀松，并无半点可怕。那位老师提醒我的意思，究竟是不可与右派站在同一营垒呢，还是让我晓得此人稀松平常后面的的分量，岂是随便拨弄得了的呢？到底也没弄清楚。

轻轻教训我的便是后来中关村第一个下海的教授倪振伟；那尊金刚就是清华附小老师关培超。

许纯儒先生也在同一地方出没，他非让子不下。许先生是工程物理系主任、教授，形似薄不胜衣，飘洒得有点仙风道骨，但行棋凶悍，落子如飞，一股霸气让对手好端端地矮了三分。等“文革”烽起，师道变得不那么尊严，我与许先生多次同室操戈；研究生时期技痒难耐的许先生会找上宿舍来，我们成了一对好对手，共同打发了许多苍凉无奈的日子。

**京城访棋

邻班的北京同学周宝宣不下围棋，但对棋事挺关心。有一天他说他们街坊有个赵秉义，下围棋远近闻名，还带了不少徒弟，问我有没有兴趣登门造访。我初到北京，正愁无处继续学棋，一听欣喜异常，说好星期日便进城。

宝宣家是北京胡同里的典型民宅，一张宽阔的大炕，敞亮的窗棂射进冬日的阳光，暖融融的，大伯大妈又和气又热情，忙着抻面给我们吃，把我都给看傻了。
赵先生家院落还算开阔，墙下的石锁、石担暗示者此时的安静只是平日热闹的间歇。右手边有一小屋，正中摆放一方日式棋墩，这就是棋室了。主人不在家，我和宝宣坐下静候，一面品味着周围的一切。

不一会儿有人进来，我俩起身，原来是赵先生的朋友。“有事吗？”来客问道。 “找赵先生学棋。”“会下吗？”“会一点。”“来吧，摆九个子。”不由我分说，气盛的来客就按高手对初学的名分跟我下起棋来。不用说我把他搞得相当惨，这位在打火机厂工作的同好几乎要打出火来，我心中直后悔不该如此恶作剧。尴尬中赵先生出现了，气度自是不同，他看了看棋盘说：“这棋没法下了。” 说话间闪进一个带眼镜的高个少年，是赵先生的高足，在北京市拿过不错名次的彭申久，赵先生要他与我试一盘授三子局，我赢得很漂亮。

撤了棋，我说了求师问道的愿望，看得出来赵先生挺高兴。

可是因为种种变故，我再也没有机会重新踏进赵先生的院门。

宝宣现居承德，他发伊妹儿说欢迎我和陈雅华去他那里度假，我想有朝一日能在避暑山庄共同回忆皇城根下的往事，该是别有一番情趣。

**围棋小屋

“文革”的狂潮一阵扫过之后，学生们经历了若干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四下“串联”的折腾，到一九六七年秋，大多数人已从高度亢奋的状态重归平静，且因过度接触政治的严酷和世态的丑恶而变得心灰意冷，斯文扫地、见惯荒唐的清华园笼罩着令人压抑的冷寂。

下围棋的同学多起来了，住在同一层楼的电○年级同学平时耳濡目染，早有一批初悟棋道的“看客”，现在姜彦福、吴元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有一晚我一觉醒来还听见姜彦福啪啪打谱的声音。他们毕竟聪明，进步神速。冶金系的丁琢如聚集了一帮围棋迷，七号楼一楼的一间宿舍仿佛祭起了围棋的香火，自我们加入，棋友日夜云集，随时开局对弈，常伴谈笑风生，我至今也搞不清楚究竟谁是这间宿舍的主人。

当时我和建筑系的金柏苓在大学生中并有“围棋教主”之谓，与丁琢如、刘桂槐、陈章沂、蒋寿炎、侯玉琨、姜彦福、吴元几个把围棋小屋闹腾得春意盎然。不久又有工程物理系许纯儒教授与清华附小关培超老师加盟，益发呈现“盛世景象”。一天晚上，棋盘上又起硝烟，有一人推门进来，以四川腔朗声打招呼：“听说你们这里棋风很盛……” 只见他身材粗短，平头，戴眼镜，笑嘻嘻地四下一扫，马上就又客气地点头告辞：“改日再来，改日再来！”我们大笑完了才知道他是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是十号楼无线电系的同学。我们常常模仿这两句戏韵十足的念白，可是改日也没有见他再来，听说后来他受父亲的牵连吃了很多苦，愿菩萨保佑他度过国难家难的鬼门关！

文采斐然的金柏苓曾经口占一首，就是当年小屋风景的真实写照：

陋案厅前才罢饭，小窗灯下又鏖兵。飞关扳打凭君走，拆立挖门看我行。半晌沉思棋一步，终盘惊道夜三更。输赢原乃寻常事，付于清宵阵阵风。

围棋小屋的名气不胫而走。有一天，一伙清华附中的学生摸上门来，要找大学生学棋，说着话，窗外还趴着一个孩子往里瞧――他们心里没底，把最小的留在了门外。我们唤他进来，惊异他居然会下棋！小家伙十岁，上清华附小五年级，眉眼间透出灵慧之气，看着令人煞是疼爱。我让九子与他测试了一局，他竟赢了，看他棋路虽野，却琢磨有心，特别是不甘为上手牵着走，这对于稚嫩棋童来说尤为可贵。让七子再弈一局，他输了。我只顾望着小家伙笑，金柏苓在一旁使劲窜掇：“你收不收这个徒弟？你不收，我就收了！”我高兴地应承了，满屋的人一哄，也就象征行过收徒拜师之礼了。

这孩子名叫常振明，带他来的是上初二的哥哥常振工，其父是学部委员（院士）、无线电系的名教授常 。这帮少年都下围棋，有孙立哲、郑清诒、史青、张铁良、张克诚，加上后来的陈小悦、刘红阳、马骏，一色清华子弟。他们的潜质那么优秀，个性那么鲜明，我怎么也料想不到，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对清华的深层结构与血脉传承有了超乎寻常的认识，尤其是从收围棋小徒、走进常家开始，竟演绎出说不完的故事……

**野花遇到了阳光

丁琢如兼有上海人脑子活络的精明和北京人目空一切的气度，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突发奇想，给国家围棋队的顶尖国手陈祖德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清华园来作客。当得知陈祖德欣然同意的时候，我们这帮棋迷仿佛堕入了梦里，迷迷瞪瞪地在徒有三个双层木床和三张课桌的“迎宾大厅”里张罗起来。

一九六七年冬日的一天，我和金柏苓代表一屋子棋迷，冒着脆冷，前往31路清华园车站迎候尊贵的客人。看着陈祖德和曹志林跳下汽车，我真有一下子被照亮的感觉……。我们推着自行车穿过纵深的校园――比这更朴素的礼遇便是后座伺候了，那时毕竟还不好意思。

按计划我和陈祖德下第一盘棋，让四子。陈祖德落子很快，敏捷地手臂轻轻一送，棋子便珍珠落玉盘似地飞到棋盘上；而对面的我呢，脸上的肌肉不自主地跳动，从深心到脊背一阵阵地闪过激灵――我那时的模样一定很可笑。桌边、身后、上层床铺上堆满了人，连窗户也遮满了人影，本来就不大的小屋只剩下两张棋盘上方的空间。我下的棋就像我的表情一样僵硬，又被几个变着乱了枪法，只好推枰认输。

接下来金柏苓、许纯儒、关培超、丁琢如、姜彦福轮番上阵，许先生发挥正常，弈出一盘好局，只见陈祖德身陷险境却微微含笑，追杀中双方一招一对，竟然下出一个神来之笔“倒脱靴”来，绝处逢生，妙不可言，小屋爆发出一声轰雷般的惊叹！

到姜彦福受九子那一局，气氛已融融洋洋，妙语、笑声此起彼伏。有一处纠缠是白方无理，我见状忍不住提示以术语：“‘大头鬼’！”我的徒弟顿时会意，笑吟吟地正确操刀，取得了局部胜利，陈祖德但笑不语。另有一处对杀，眼见黑方快一气，从上铺传来老侯山东腔的呼喊：“再加一刀！”众人不解，老侯煞有介事地一板一眼解释“侯氏法则”：“跟低手下可以宽一气，跟高手下要紧一气！”满屋子人个个捧腹绝倒，陈祖德、曹志林也笑得喘不过气来……

小家伙常振明这次也得到和陈祖德过招的机会，陈祖德笑咪咪地与他盘上嬉戏，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开头，多少年以后回过头看才能理解它的含义。

陈祖德十九年后在《超越自我》一书中这样回忆：

我这一生中表演过很多次，观众密度最大的要数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了。然而，这种超密度却给予了我那样的温暖，晚上我睡在这简陋的学生宿舍里，觉得枕着温暖，盖着温暖，很快就美美地进入了温暖的梦乡。

是大学生们的热情招待使我首次品尝了方便面。……

从这两天的围棋盛典开始，清华的围棋强豪们与围棋国手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缔造了友好往来的传统。

一九六九年毕业以前我给陈祖德写信：

我们像连自己也习惯了的、被人遗忘了的墙角的小花突然受到阳光的沐浴一样，沉浸在欢欣和感激里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这宝贵的一段将记载在最瑰丽的一页上。

陈祖德在书中还写道：

在清华大学的那些日子是令人怀念的。对于爱好围棋的师生来说，可能是我辅导了他们棋艺；然而对于我来说，是他们在我空虚无聊的时候给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使我更坚定了对围棋事业的信心。

**九公寓26号

清华派战的激化起先表现在校园广播上，音量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有的狂呼“革命生师”，有的整日哀音滚滚，两派都力图压倒对方，那交响的噪音令耳膜欲破，头脑昏胀，却逃遁无门。更难堪有一度高音喇叭绑在我们宿舍的窗口上，只要它出声，碗勺便在桌子上跳舞，小提琴的共鸣腔也会不情愿地哼哼。我严重失眠了。

常振工、常振明兄弟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住。

清华九公寓是教授楼，走进26号，除了主人的热情之外，我立刻就被这一家融融的温馨与和谐吸引住了。我依稀知道常 先生是从哈佛回来的名教授，因为对苏联教育模式有看法而戴上了“右冠”，现在更是从精神到肉体承受苦难的巅峰时期，可是这一切都像尘嚣一样被屏在了大门之外，家庭里有的是理解、关爱和幽默，永远荡漾着和煦的春风。有一天在八饭厅里无端地站了一排“黑帮和权威”低头示众，忽然我仿佛看见常先生的面影，怅怅然不忍多加一眼去辨认。晚上一家人坐在灯下有说有笑，常先生依然神清气朗，好像外间发生的不公和疯狂全都与他无关。
常先生的学识自不必说，在“怎一个乱字了得”的局面下已经开始思考信息科学的问题了；而对三个孩子，如平辈共处一样，既民主又开放，叫人不由不感触良多。有一次常先生面露得色，说新编了一套无线电专业教材“适合工农兵不同水平的需要”，三个孩子立刻群起而嘲之，常先生笑呵呵地躲进书房去了……

正因为实为学术权威的父亲在兄弟俩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权威，我这个年轻大学生才受到他们近似崇拜的亲近，他们的父母后来索性通过我来转达他们的某些主张。这种关系在下棋之外、又影响他们接触文学和理解音乐的时候，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有一天晚上我睡的小屋里来了一群半大的孩子，听我给他们讲外国小说里的精彩故事：普希金的《射击》，果戈理的《画像》，爱伦・坡的《金甲虫》……。讲《画像》的时候我故意关了灯，当“黑夜中响起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的时候，我的听众不由自主地发出紧张的唏嘘声……后一天我没来，更多的少年听众等我，挤满一屋子……我相信故事里枪手的潇洒、古画的神秘、藏宝的诱惑会在日后坎坷的经历中一直伴他们同行。

此后我常去九公寓，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好时光。自信而好强的姐姐常放也被我们吸引，她比较关心读书和愿意探讨“重大的事情”。一九六八年春天清华开始武斗，我曾经悠闲下棋的楼间坪地成了砖石纷飞的战场，我和好朋友杨士元再度住进常宅避难。其间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半夜里我忽然被喧哗声闹醒，灯光雪亮，走廊里挤满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一家大惊。其中一人向我问话，两人笑谈了几句，气氛顿变，旋即退兵。大家忙问所以，原来那是无线电系的学生，常来我班看老乡，不想几面之缘，派上了用场。
振明十分聪慧，我与他对局切磋，不计其数，眼看着棋力上长，直逼振工、孙立哲之辈。凡有趣之事，他皆有灵敏反应，旁人的话语有不谐之处，很容易被他抓住，如某人说的病句“我是培养前途”，略加点染，呵呵一笑，惹得众人大笑。有一回我同王漱老师（常师母）提到家中养鸡的事，振明插嘴：“武汉也能养鸡？”“为什么不能？”“那不都掉到长江里淹死了？”稚心童趣，叫人忍俊不禁！不过对我，小家伙自然地小鸟依人，调皮时会爬到我的背上来。振明正是小学毕业的年纪，适逢学已不学，国亦不国，常家的掌上明珠将来的命运，几成靠自己，又几成播弄于纷乱难解的历史呢？

**一队自行车向崇文门外驶去

自从陈祖德、曹志林亲临清华与我们结下棋缘以后，又有一扇神奇的大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可以到国家围棋队去下棋了！这一福音顿时使我们感到天下没有比我们更幸福的围棋迷了！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和金柏苓、丁琢如、姜彦福、许先生、关老师几个骑着自行车，风一般地穿过北京城，向崇文门外体育馆路国家队宿舍驶去。金柏苓与我并辔而行，路上他问我听没听过一首慨叹世风的打油诗：“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事都改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国家围棋队两人一间宿舍，带盥洗台，比清华学生八人一室要宽绰多了。两间宿舍的桌子上都加摆了棋盘棋子，等着我们到来。陈祖德、曹志林而外，一下子遇到那么多国手，不亦快哉！那天邱鑫让我三子，王汝南、黄进先、黄良玉、朱宝训亦分别和我的同伴捉对开战，一片剥啄声中有人走动着隔岸观火：吴淞笙侧而托腮，罗建文抱臂颔首……我这边一个“大斜”定式遇到陷阱，苦思冥想，应对居然过得去，最终赢了下来。对局后认真的复盘等于授课的开始，国手剖析指点，学生大获教益；回来在灯下凭记忆抄下棋谱，标注得失，当日的作业方告完成。
中午棋局未完，因运动员食堂不对外，细心的主人推荐我们去附近一家包子铺，三毛钱一两，果然不错。边吃边侃，一路欢谈，话题不出那半盘棋局。一两包子三个，装下九至十二个大饺子似的包子再战。以后次次如此。

回来的一路要比去的一路吃力得多。

侯玉琨、常振工、常振明、孙立哲、郑清诒也都经受过这样的超级熏陶。不用说，那一段时间是我们棋力猛长的黄金时光。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这样得天独厚的交往跨接了三个年头，直到陈祖德、王汝南、华以刚、曹志林等下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罗建文、黄进先到河南省“寄养”，同学们陆续散去，不久我也离校南去了，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关老师他们想下棋了，就会找到三通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