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12月13日，《西安文化日报》刊载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事变时书写在西安钟楼上的标语）

作者：杨瀚（爱国名将杨虎城嫡孙，现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星星生活经特别授权刊载《杨虎城大传》）

（文接上期）12日上午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已安顿好了的报告时，立即就对杨虎城说：“虎城，走，咱们去看他。”杨虎城则后退了一步，摆手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张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杨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么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见杨执意不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

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这么快来见他，而且态度恭敬，就感觉张的底气不足，于是摆起了长官的架势对张大声斥责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张听了这些话后对蒋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蒋听了张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

张见此状，还以为蒋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在试探张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蒋两次，使蒋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的态度证实杨虎城对蒋的判断。

为了实现八项救国主张。13日深夜，杨虎城约集第十七路几个人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杨先让大家说。有人主张立即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杀蒋的办法，可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有人认为，杀了蒋无用，放蒋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用兵，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我们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打仗，也不过是姿态。

有人主张放蒋，但要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坚决抗日，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的抗战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蒋。如何实现上项条件，众人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杨最后说：“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23． 与蒋周旋

12日晚，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策动李营救蒋介石，李将匿名信交给了张、杨。张看信后认为，新城地方大，人员多，蒋住在那里不很妥当。张提出将蒋移到他住宅旁的高桂滋公馆去住的意见，杨同意了张的意见。13日晚12时许，刘多荃、宋文梅来到蒋住的房间，请蒋搬家，不料却把蒋吓了个半死。因为蒋自己知道国民党秘密处决政治犯一般都是在深夜，所以半夜突然来了两个，腰上还带着枪的军官要他搬家，不能不使这位在《西安半月记》中口称“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的蒋委员长想到了死。

立刻脸色大变，浑身发抖，躺在床上用手支在腰上不停的呻吟。当刘多荃再次说明搬家是为了他的休息与安全时，蒋不等刘把话讲完就大声哎呀起来。一边哎呀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

接着，哎呀之中带出了哭泣声。众人劝了好一阵，蒋还是唠叨着死的问题，话也不成句，也听不清，看来是恐惧到了极点，刘、宋只好先退到屋外。后来孙铭九来催搬家的事，几人再次入屋去做蒋的工作，蒋显的更害怕了，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呻吟呜咽。等了好一会，几个人都没办法，只好分头去向张、杨汇报，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了。

13日，蒋要求见了邵力子。14日提出要见杨虎城。杨与张学良商量后，杨虎城14日下午穿着军装，单独去见了蒋介石。杨对蒋行了军礼，站着同蒋讲话。蒋对杨的态度却很客气，一定要杨坐下谈话。蒋问杨：“此次事变，你预先知道不知道？”杨回答说：“知道。”蒋说：“你们干这样违反纪律的事，究竟是为什么？”杨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在1933年初，日本进攻热河和冀东的时侯，我就曾向委员长请求过，愿亲率部队参加抗日，可惜那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允许。现在全中国人民谁都不愿意再打内战，一致要求抗日，可是委员长总是不允许，所以发生了这次事情。”

蒋听了杨的话就转变口气说：“那么你们这样做就对吗？你们今后打算怎样收拾这个变局？”杨说：“我们这次做得太鲁莽，秩序很不好，以致有了伤亡，并且惊动了委员长。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这一点我们要负责任。至于今后的问题如何解决，还请委员长熟察舆情，有所决定。”

蒋接着又问说：“你们最初决定要干这样的事，究竟听了什么人的话？”杨说：“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蒋最后说：“这件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太相信你们了，太疏于防范了，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你若还能以国家为重，就应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南京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杨站起身来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杨与蒋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都摸到了彼此当时的态度。

12月1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获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举行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决议：

（一）决议：

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该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邵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二）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交军委会直接指挥。接着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张学良。何应钦随即下令陕、甘、宁、绥、豫之中央军作战略性移动，对西安取包围态势。

此时，南京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主张对西安实行讨伐。另一派以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则主张和平谈判。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和他们家族的利益，更怕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讨伐的，开展了积极的救蒋活动。

在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要求下，曾担任过张学良顾问的英国人端纳被派往西安，担任孔、宋的信使。12月14日下午，端纳乘坐的飞机飞到西安，由此开启了西安与南京方面谈判的大门。

24． 初见周恩来

12月17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下，中共中央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有博古、叶剑英、罗瑞卿、许建国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的东楼。

当晚周恩来先会晤了张学良，次日又与杨虎城进行了诚恳的谈话。周与张已不陌生，事变前张曾数次飞往陕北与周见面，达成了双方停战协定；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而杨虎城虽然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与共产党人合作，却还一直没见过中共的领导人。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由中共驻杨虎城部的代表张文彬陪同下前往杨的公馆“止园”与杨虎城会见。周见杨后，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对杨表示问候；对杨与中共的长期友谊表示肯定；对中中央红军到陕后的一年多来双方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杨也回顾了与多年来与中共的关系与友谊，并问候了中共中央各领导。接着周向杨通报了17晚与张学良会晤的情况；代表中共中央阐述了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对前途发展的估计和解决事变的方针；听取了杨对事变发展的看法，研究了紧迫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应对的措施。

谈话中杨虎城提到张汉民被红军杀害和红四方面军撕毁合作协定，袭击十七路军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带领下，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率部围攻。杨采取了应付的办法，表面上调兵遣将，四处设防。暗地里交代部队只跟随其后，不要主动进攻。同时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调上，希望张能利用其中共党员身份与红军建立联系，定个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按照杨的意思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双方商定互不侵犯，还规定了联络暗号：“瞄不准不打”。 红二十五军要求提供军用地图、药品、电台的物品，张都认真办理。

不料想，红二十五军当时的负责人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诚意。1935年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九间房设伏全歼张汉民旅5个营，张汉民被俘。张汉民被俘后，再三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部队有党的组织，并叫俘虏中的党员都站出来，当场就有20多个人站了出来，结果这20多人和张本人都被红二十五军杀害了，而非党群众都被释放了。此事在杨虎城及部队中留下很大的阴影，共产党对自己人怎么这么狠？

杨对周说，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对红二十五军有曾取得联系并又所帮助，为什么被俘后一定还要杀他？这件事是他一年多来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过去他也曾向汪峰、王世英等提出过，但他们的解释都不能令他信服。周恩来对杨虎城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答复的非常坦诚，承认问题的发生都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所致。

周在解释时还提到中共处理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犯了同样的错误。对张汉民问题，周恩来说：“张汉民同志的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好同志，不是张汉民同志一个。”周还向杨说明了中共如何在遵义会议后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以及现在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杨向周还问及了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周也向杨详细说明了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道的情形和张国焘所犯错误的问题。杨虎城被周恩来这种“肝胆相照”的真诚感动，他表示，朋友间的事讲清楚就行了，重要的是加强现在的合作，共同为抗日努力。

周恩来的真知灼见和真诚坦荡的政治家作风，使杨虎城非常钦佩，对人称周为“周圣人”。从此杨、周两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为西安事变的最后解决奠定了基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