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假如，毒奶粉事件发生在美国，那毫无疑问肯定会吸引大批盯上这桩预计将获得几百万以上赔偿金案子的律师们蜂拥而至，但是，目前在中国，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2日刊登驻北京记者彼得－福特（Peter Ford）一篇题为“中国毒奶粉也许不会带来的：官司”（What China’s tainted milk may not bring: lawsuits）的报导说，著名维权律师李方平(Li Fangping，音译)近来一直忙着组织震惊中国的婴儿配方奶粉中毒丑闻中的受害人，并向他们提供公益帮助。但是，他并不计划起诉三鹿奶厂，至少暂时没有。

由于中国尚不健全的法制系统，以及专制政治制度，当律师们提及这一已经导致4名婴儿死亡，近5.3万名婴儿患上肾结石的三鹿奶粉事件时，都非常谨慎。

政府已经急忙承诺向所有因为受污染配方奶粉而患病的婴儿提供免费医疗，试图抢先一步阻止其司法影响的扩大。李方平要看政府是否会兑现他们的承诺，在那之前，暂时不做任何行动。

他说：“我们仍然在等着政府兑现他们的赔偿政策。如果，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们，那么，就没有起诉三鹿的必要。”

美国知名的中国法律问题研究学者，纽约大学教授杰瑞－科恩（Jerry Cohen）说：“在中国，上法庭并不是最理所当然的选择。”

相反，李方平和其他70多名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的律师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医院不服从卫生部关于提供免费治疗的公开承诺的案子上。他们给受害婴儿的父母做顾问，力图就从政府方面获得治疗费用的补偿。

李方平说，已经有1,000多名父母打电话给他和他的同事，抱怨全国各地的医院在治疗时不安政府的承诺办事，这些医院在治疗因为毒奶粉造成的肾结石时，说如果结石的大小不到一定程度，依旧要求患者交费，或者，有些医院只同意提供免费拍透视片，但是，拒绝免费治疗，还有些医院拒绝给没有支付病床位费用的患者提供治疗。

中央政府已经承诺支付所有因为本次丑闻而引起的医疗费用，与此同时，这次受污染奶粉造成的影响仍然在不断扩大：上周日，香港一家医院报道，他们那里出现首例大陆以外的婴儿因为饮用受污染牛奶而患上肾结石的病例。

但是，尚不清楚政府是否计划将他们因为三鹿奶粉事件所花费的资金分摊给责任方。到目前为止，三鹿和其他21家公司的奶粉被发现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三聚氰胺，这些公司表示，他们只会赔偿消费者为买这些乳制品所花的钱。

至于受害者告不告厂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律学家刘仁文（Liu Renwen，音译）教授反问说：“如果，他们的孩子病都治好了，而且，政府为他们支付了医疗费，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告三鹿？我觉得不会有多少人去告。”

1986年颁布的中国民事侵权行为的法律的主要条文不允许公民为道德或者精神损失，这种美国律师称为的“痛苦与创伤(精神损害赔偿金)”，而要求赔偿。通常只能要求获得物质赔偿，例如医疗费。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中，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法院判决获得精神损失赔偿的案件。4年前，2户来自安徽省的家庭起诉一家奶粉厂家的劣质奶粉导致他们婴儿营养不良的案件中，赢得了精神赔偿。

但是，赢得官司的两个家庭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都没有超过相当4,300美元的人民币，对像三鹿这样的大型乳制品生产商来说，这不过是一笔蝇头小数目。

熟悉中国商业法规和为美国在华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西雅图Harris Moure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丹－哈里斯(Dan Harris)说：“在中国，赔偿金太低，许多公司都不在乎。如果，只有20个人来告你，而且，每个人会赢得2万美元，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召回产品？”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很担心司法案件的政治影响，害怕原告可能会在法庭上公开吐露的他们的冤情。以三鹿案为例，受害人家长就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三鹿的奶粉一直没有经过政府的奶粉质量检查。”

当在四川大地震中因为学校倒塌而失去孩子的家长们试图控告当地政府时，法院拒绝受理他们的案子，政府官员也向家属们施压，要他们接受庭外和解，作为对他们孩子生命的补偿。

科恩教授说：“在某种程度上，官员们认为告政府会煽起民众一直被压抑住的、对党的领导的不满，政府肯定不愿意人们把事情闹到法庭上去。”

科恩还说，至于本次奶粉事件，“从中国政府以往的作法来看，他们可能会非常小心地限制人们接触诉讼。政府一般都不会批准接受审理那些争议大的、以及有可能导致集体诉讼的案子。”

在权衡起诉三鹿可行性的李方平律师说，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被政治化，所以不清楚是不是能够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问题。”

他预期说：“政府要保证社会安定，而且，他们不想让所有的受害人家长们聚在一起，所以，他们多半不会允许集体诉讼。”

李方平认为：“个人应该可以控告这些公司，”但是，政府为了社会稳定，多半就会从国家预算中掏钱来补偿像三鹿事件这类丑闻中的受害人。

他说：“这种类型的补救方式将会延续相当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