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盛传于坊间的故事，小布什曾经说过：“法文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创业者’这个词。”这虽然出于杜撰，但讲英文的国家都有一个共有的偏见，那就是法国人不如我们有创业精神。《创新资金 ―― 乔治-多里奥特和风险投资的诞生》一书却是对这个假设的批判。这本传记讲述了这个创立了现代风险投资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而他恰好生于法国。

话虽如此，正如本书作者、《商业周刊》的斯宾塞-安特（Spencer Ante）在该书中说的，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并非寻常法国人。他在巴黎上高中时学习理科。当时的巴黎，已经在一战的摧残下残垣遍野。从15岁拿到驾照后，多里奥特便开车在这座首都的残破的大道上奔波上学。18岁时，他高中毕业转到了当时等于死亡区的西线前线，当起重炮团的军官。一战结束时，他的父亲劝告他说，比起被战争搞得支离破碎的法国，新大陆是个更明智的选择，于是他听从父命，奔赴美国。

多里奥特在21岁时来到无亲无故的美国，希望可以入读麻省理工。他身无长物，但带着一封他父亲的朋友写给哈佛校长劳伦斯-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的介绍信。在洛威尔的建议下，他入读了哈佛商学院，而非麻省理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投资银行，在此他结交了年青的路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此人后来成为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并成为大规模的政府功田（指因某人的功劳而赏赐给他田地）的发放者。到美国最早的几年，多里奥特就结交了该国后来的很多要员――虽然他们在当时还不为他们的国人所认识 ―― 这种态势在1925年哈佛商学院聘用他后更趋明显：他的学生之后往往在商界或政府当任要职。二战时，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多里奥特参了军，成为了军事计划署主任，并在威廉-堂纳万（William Donovan）把他引荐给罗斯福总统后被授予军需处准将军衔。而威廉-堂纳万很快就成了OSS（中情局的前身）的长官。多里奥特战时的军队长官20年代听过他关于功利性活动的道德问题及市场的集体智慧的课程。

对于后一个课题，多里奥特是个强烈支持者。在很多演讲和论文里，他都对他的祖国法国实行的政府管制式经济以及美国战后罗斯福新政里实行的加税和反竞争法提出了异议。他坚持认为，如此法规是强夺市场的功能交给腐败的政府。最糟的是他们允许政府借钱给无可救药的公司。安特写道，多里奥特以前的一个同事詹姆斯-摩根（James F. Morgan）把他叫做“我认识的最具分裂人格的法国人”――热爱自己祖国的美酒、美食、语言，即使“法国人化简为繁的能力让他快疯了”。但是，多里奥特又非常地不同于普通法国人。他的职业创业者哲学，加上他在一二战间隔时期是很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在二战时主导军事采购这样丰富的经历使他成为了美国研究发展公司（ARD）总裁的自然人选。在1946年由一群波士顿精英人物创办的ARD正是美国第一家上市风险投资公司。

到1972年多里奥特把ARD合并给大型托拉斯公司Textron并宣告退休时他的公司在120多家公司拥有投资。这些公司多数是一些有专利权的创新科技公司，领域包括同位素转换、水去盐处理、电子、数据处理、科学工具以及电力。所投资公司的名单让人叹为观止，包括一些甚至可以说是有魔力的名字 ―― 如果你喜欢魔术：Zapata Off-Shore，就是小布什曾经领导的那个拥有一个高新移动钻井台的石油公司，或者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1957年他在DEC 投资了7万美元，到1972年ADR把其股份卖出时卖到4亿美元。

DEC这个电脑时代早期的传奇公司伴随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新时代。多里奥特的影响还涉及到其他的领域，主要表现在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早期支持者，他建立了相当于欧洲哈佛的欧洲管理学院（INSED）。多里奥特影响最深远的传奇还是他领导世界第一家向公司和公众集资的风险投资公司长达25年之久的经历。在ARD向DEC注入决定性投资的同时，其他人开始步多里奥特的后尘：阿瑟-洛克（Arthur Rock，多里奥特在哈佛的1951届学生）支持了“八个叛徒”离开Shockley Semiconductor公司建立Fairchild公司；在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 ）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离开Fairchild Semiconductor后，阿瑟-洛克又资助他们成立了英特尔公司；劳伦斯-洛克菲勒（Laurance Rockefeller）建立了Venrock，在之后投资了400多家公司，包括英特尔和苹果；堂-瓦林廷（Don Valentine ）建立了Sequoia Capital之后又投资Atari、苹果、甲骨文、斯科、谷歌及YouTube。

《创新资金》并非老生常弹地鼓吹一个消逝的商业时代，也没有提出世上存在或是曾经存在过更加系统化而非投机性的投资新科技公司的方式。但如果人们对于多里奥特的风险投资如何不同于现今的硅谷风险投资产生兴趣的话，安特的这本书论述了风险投资公司的结构经历了怎样的革新。比如在1960年代晚期，多里奥特在寻找继承人的时候选中了他以前的学生汤姆斯-佩金（Thomas Perkins），此人当时领导惠普的研究部已经有所建树。他找了一个礼貌的借口拒绝了多里奥特的雇用邀请。但他实际的动机，如他告诉安特的，只是因为ARD的结构决定了不可能赚到大钱。多里奥特得忍耐根本就不懂或者不在意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投资公司的区别的立法官僚。ARD之所以不能良好运行，是因为它是上市投资公司，尽管多里奥特不断地向美国证监会上诉，但其雇员还是不可以得到被投资公司的期权。

从1959年开始，多里奥特的公司面临一种新的局面，那就是新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采用一种诞生于德州石油勘探工业的有限合伙人公司形式。安特引用了一个老ARD高管的话，据他回忆，在引导一个被投资公司上市后之后，该公司的最高行政官的身价“从0涨到了1000万美元，而我只得到了2000美元加薪”。而对比之下，一个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人公司付给它的合伙人不光是管理费而还有部分投资盈利，而且，它允许这部分盈利被免税地分给投资者。同时，它要求合伙人不可以参与管理。不出意料的，当佩金在1972年参与建立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时把它建成了有限合伙人公司。当多里奥特最终认清了证监会不会让步这一事实后，他宣布ARD“不再具有竞争力”，之后便将之与Textron合并了。

同样的分歧仍然存在于政府和行业之间。在网络泡沫破灭后，华盛顿方面不顾大量科技公司高管和风险投资公司关于政策限制不利于创新的预警，通过了Sarbanes-Oxley 法规以及新的会计条款，规定发放期权要被作为开销处理。而Kleiner Perkins的John Doerr相信预警已经成为了现实：Sarbanes-Oxley给新科技公司大泼了冷水，因为其上市成本升高，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热情。

我们应该给多里奥特 和ARD怎样的判词？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大卫-休（David Hsu）说，虽然ARD因为其公司结构的致命缺陷而无法良好运行，它却在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留下了长足的影响。的确，正如大卫-休在一篇与别人合写的论文写道：到多里奥特 把它的公司卖给Textron的时候，“风险投资已经成为经济的一部分，而ARD只是在其历史使命完成后退出了舞台。”（作者：马克・威廉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