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上期）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

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

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

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

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

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

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25年来，外蒙古同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堪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

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

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以及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据王世杰分析，斯大林始终没有拿出苏方地图，原因在于：一是苏方预计其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中方可能不会接受；二是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古，现已成苏联的一个属国。但王世杰认为，苏方这种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

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8月1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堪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

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堪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恐易引起意外变化”，对于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可否授权权宜处置”。王世杰在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中方要求先堪界，而后承认外蒙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

外蒙古问题谈判毫无结果，王世杰感到“不胜惶恐”。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间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8月13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王世杰，准其“权宜处置”。

在8月13日至14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

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1）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2）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4）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摘自：邢和明 《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