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是与人起争执的人。清瘦、斯文，一副黑框淡蓝色眼镜，遮盖了一双灵气闪烁的眼睛。刚从赛场走下来，他就开始调侃，“我才知道为什么每次跑完拉力赛满身都是灰，一直以为我的车漏灰，原来是，我开着窗在比赛”。

随和诚恳的姿态，不似文字中流露的老辣犀利、咄咄逼人，或许是应了那句–“外表有多规矩，内心就有多不羁”？

这些年，在公众和媒体眼中，韩寒的形象被定型为一个叛逆者–对名人的揶揄、对权威的嘲讽，那些锋利的言论，随之即成为一系列网络论战的导火索–“作协是可笑的存在”，“抵制家乐福，无非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赶集”，“老舍茅盾的文笔很差，一点都读不下去”……

如今，在韩寒博客的声明中，若干个“不”字原则中的一项被撤了下来–“不接受电视采访”。终于，他也成了鲁豫的座上嘉宾。但比起在镜头面前嬉笑调侃，他更喜欢以“不露面”的方式抛出惊人言论。

2006年的“韩（寒）白（烨）之争”，被陈村评价为“开创了有中文以来的最大粗口”。两年之后，炮轰大师、不入作协、对社会问题发言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使韩寒成了争议的漩涡中的主角，风波连连。2亿2千万的博客点击率，足以使他的一举一动影响甚大，而仅仅一年前，这个数字才不过是5100万。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韩寒，遭遇了一批固守传统者的反驳，但他却不以为然，“那些批判我文章写得不好的‘专家’，有的连我书的封面什么颜色都不知道”。

当然，欣赏他的人也绝不在少数。陈丹青初次见到韩寒，最大的感慨是，“太好了，他终于不用像我们那样说话了，一开口就是大概念，就是家国天下”。王朔虽然认为韩寒的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但也将他从那一代人中分辨出来，“八零后这批人之中，清醒一点的也就韩寒了”。

2006年，韩寒发行了一张名为《十八禁》的个人专辑，意为“18岁以下者禁入”。其中有句歌词写道，“我还在正邪中摇晃，我的眼角忍不住嚣张”，这多少像是在说他自己。

像少年啦飞驰

韩寒的父亲，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韩寒”这个名字，就是父亲最早发表作品时的笔名。韩寒参加“新概念”也是父亲的主张。

因为看到《新民晚报》上的一则广告，父亲便将他的文章投了出去。当时有一些评委觉得文章文风老道，不像一个高中生所作，甚至怀疑有人捉刀代笔。复赛时，一个评委有意刁难了一下，将袋泡茶的外包装揉作一团，扔进杯中，命为一题，于是就有了后来人人皆知的那篇文章《杯中窥人》。

他现在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并不好，从一个纸团写到人性、社会，有点故作深沉，无病呻吟，“但比那种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要好很多，是高层次的无病呻吟”。当时《三重门》已经写好，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新概念大赛后，才有出版商纷至沓来。这本书的销量已经突破200万册，是中国20年来文学作品中销量最大的一本书。

当时，“新概念”几个字的现实诱惑，还有一张名牌大学的免费入场券。对于囿于体制而不得不行走在高考独木桥上的千军万马，这是一条人人艳羡的捷径。韩寒也不例外，“只是我没能坚持到高三，高一就退学了”。

退学的韩寒，在当时更多是被作为一个教育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去被谈论的–“退学”行为被大多数坚持传统和规则的人看作是叛逆之举。韩寒还记得离校的那一刻，老师们问他，你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呢？他回答说，靠稿费啊。众人笑作一团。

他甚至还婉拒了复旦大学接受他为旁听生的邀请，“旁听需要资格吗？”

随后两三年内，韩寒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几乎找不到他的新闻，也看不到他的作品。

一段晃晃悠悠的生活之后，韩寒儿时的赛车梦想重新萌发。1999年5月1日，他来到北京，在望京租了个房子，因为旁边地方大，可以练车。他渐渐远离了写作，混迹于玩车的人当中，一心一意想成为一名赛车手。尽管当时因出版《三重门》和《零下一度》两本书已经拿到高昂的版税，但要支撑赛车这项运动却有些捉襟见肘。“运下车子1万多，换条轮胎2万多，翻一次车10万元，如果撞车了那就是20万元。”再多的钱，烧两年也差不多了。

两年后重新写书，多少也是因为没钱可烧。幸运的是，那些被人称作“不务正业”的赛车经历，反倒让他轻松地回到写作的路上，“从高峰到低谷，各种意外的发生，特别磨练人的心志”。如今，版税依然是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刚刚出版的小说《他的国》，已经是韩寒的第13本书。

即便不关注赛车的人，也开始留意到，作为赛车手的韩寒，车开得越来越好了。这一年，虽然多少运气不佳，数次遭遇爆缸，他依然拿到了两个场地赛分站冠军，拉力赛年度总成绩排名第三。他在博客中写道，“明年一定更好，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的状态已经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