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从欧洲“舶来”夜总会

对中国人来说，夜总会是个“舶来品”，它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当时最负盛名的夜总会是1889年10月6日开业的法国红磨坊歌舞厅。舞女们穿着长裙，伴着狂热的音乐节奏，扭动臀部，把大腿抬得高高的，直直地伸向挂着吊灯的天花板。当时英国人称这种舞蹈为“康康舞”，认为它很放荡，很下流。但欧洲的艺术家、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对此十分感兴趣，看台下围满了“端着酒杯的贪婪看客”。

20世纪70年代，“中式夜总会”在香港兴起。它是由欧洲夜总会演变而来的，提供中式晚饭或酒宴，设有舞池供顾客跳舞;而表演的节目主要是歌手演唱中西流行歌曲或粤剧，性质较为健康。到了80年代，一种由日本高级歌舞厅演变而来的“日式夜总会”，开始在香港盛行。它也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但最大的特点是：以“妈妈桑”作为领班，安排美艳的“小姐”陪伴客人跳舞、喝酒、玩乐，客人甚至可以带走她们。这种刺激的“日式夜总会”，很快取代了传统的“中式夜总会”，在尖沙咀和湾仔一带，形成了以中国城、杜老志、中国皇宫几大顶级夜总会为首的香港夜生活中心。

2008年，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老牌的“日式夜总会”经营困难，一些夜总会开始向高级娱乐会所的方向发展。由于“灯光亮了，‘小姐’斯文了，色情成分没了”，这种新的夜总会被香港人称作“光厅”。

深圳：最早受到香港夜总会影响

内地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桥头堡”深圳，毗邻香港，成为最早受到香港夜总会影响的内地城市。20世纪80年代初，号称“东南亚最大激光夜总会”的香蜜湖夜总会，在深圳诞生。当时有人称“香蜜湖那些用激光放射出来的图案和文字，以及舞台上扭动着身躯的女歌手，让人如痴如醉，大开眼界”。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笋岗路的“凤凰台”、城建集团的“凯撒”、晶都酒店的“皇后”、凤凰路的“金龙玉凤”，被称为深圳“四大夜总会”。其中，“金龙玉凤”夜总会还创下了深圳夜总会连年每晚爆满的奇迹，成为深圳夜总会史上的一个品牌。而一些中小型夜总会，则主要靠色情交易维持运营。当年较出名的有被人戏谑为“鸡鹏”的京鹏夜总会和国宾卡拉OK夜总会。据深圳的一些老“的哥”回忆：“那时，很多内地来的游客，晚上想找‘小姐’，我们都会拉着他们去这两家夜总会。”

几年前，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耗资1亿，在深圳福田区开设了“天上人间国际会所”，里面有演艺厅和风格各异的豪华KTV包房，一举成为深圳最高档、最奢靡的夜总会之一。“对闻名京城的那家同名夜总会的联想，使不少深圳人慕‘名’而来。”

上海：有了“小姐评级制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夜总会之风从深圳等南方城市吹向东部沿海地区。上海的夜总会随之兴盛起来。最近，有人对上海夜总会做过调查，发现上海的夜总会已发展出一套“小姐评级制度”，她们被分为超A级、A级、B级三个等级。

“超A级小姐”，是那些在上海顶级夜总会中每月领取1.2万―2万元定薪的“小姐”，一般每家顶级夜总会都有10―20名。她们是顶级夜总会吸引客人的法宝。当时，上海最高档夜总会普通“小姐”的坐台费是600元，但“超A级小姐”坐台不是由“妈妈桑”安排的，而是由客人预约的。她们坐台的钱全部归自己所有，夜总会不会提成。这些“超A级小姐”是“稀缺资源”，一般不超过4个月就会被客人包养。

对“A级小姐”，夜总会要求她们每月至少到场20天，每晚6时到，8时化完妆，然后“上岗”。对“B级小姐”，夜总会的要求则非常苛刻，如果每月所接待的客人达不到最低数目，就要被扣钱。

重庆：“打工小姐”回流内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夜总会之风“蔓延”到内地城市。一位在重庆从事多年刑警工作、明察暗访过多家夜总会的老刑警，2006年曾向媒体介绍过当地夜总会的发展情况――

上世纪80年代，一些内地女子南下打工。由于“又苦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她们中那些年轻漂亮、不能吃苦的少女、少妇，就到实行“包吃、包妆的夜总会里“打工”，获得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当时，一些重庆人还专门为此编了一段顺口溜：“打工妹妹不流泪，发财要去夜总会，包吃包住又包睡，小费比工钱高几倍。”

这批“小姐”年过30岁后，没有多少“业务”了，有的就回到家乡开办夜总会、音乐茶座、卡拉OK厅等。20世纪90年代，内地城市的夜总会“到处开花”，与“打工小姐”回流有一定关系。

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夜总会动辄冠以“顶级”、“星级”不同，内地城市的夜总会并不一味追求豪华。只要夜总会有三大法宝，就能生意兴陋―一是有年轻、靓丽、“懂事”的“小姐”;二是有舒适、“安全”的包厢;三是有高档、优美动人的音响。因此，重庆夜总会的老板大都是个体经营，他们租赁、转租、承包经营场所，或干脆将自家住宅加以改造，一次性投资三五万元，装饰门面，购买音响设备。

近30年来，夜总会在中国经历了由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扩展的发展历程，与之相伴的则是屡禁不止的色情交易、日益奢靡的金钱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