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何徂）

（一）父亲

这个年龄的我们肩上有“不可承受的轻”，几乎每个回国的朋友都要花很多时间在父母的床榻和医院之间奔波，为的是弥补对兄弟姐妹长期承担对老父母照顾的歉疚，也为了在见一次少一次的老人面前多尽一份孝心。所以身在繁华的大都市，每当看着步履蹒跚的老母和每天吞进一把把各种药丸的父亲，我时常悲从心来。

父亲两个月前患了脑梗，每天我陪他到医院打点滴。有一天碰到一个中年妇女，他见了我父亲便亲切问候起来，并告诉我说，当年她家穷，上学买不起书包，我父亲买了两个，一个给上一年级的我，一个给上一年级的她。她至今不忘。

患脑梗的父亲已经想不起来了。但这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可能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超过父辈。平时闲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父亲没有经济头脑，岂不知正是他的仗义疏财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救活过许多人。

记得在学龄前，父亲就把小学的教科书买回来了，把所有课程都教了我一遍，于是奠定了我以后在学习上的优势地位。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哪个家长没有让孩子接受过“早教”，但在五十年代那几乎是没有的事。

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从未耳提面命地教育过我，最多只是问一句：“最近哪能？”（上海话：最近怎么样了？）我后来从事过许多行业，甚至承包过餐饮娱乐场所，但我总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不想让父亲为我担惊受怕。固然这从一方面束缚了我闯劲，但也规矩了我的行为。

我时常想自己是否太没出息了，有时跟朋友谈起此事，朋友会问：是不是等你老父亲过世后你可以胡来一把，闯一闯大事业。但恐怕到时候有贼胆没贼心了。

回国前一天，我提出将父亲压写字台下的那张半身照带回多伦多。我可以在闲时把照片画成油画，但结果那张照片跟玻璃粘在一起了，拿下来就会撕破。但我想凭着我对父亲的记忆和爱，我可以为他塑一尊半身像，尽管我从来没有学过雕塑。

（二）姑妈

我姑妈是我爸爸的二姐，但是对我来说他比娘还亲。她很年轻就守了寡，守寡的原因是姑父镇反时被枪毙了。这姑父据说是个二流子，在乡下先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又叛变投敌，当过还乡团，还有过血债。这也就是我想听父亲将过去的故事的原因，因为他的故事比历史书精彩复杂得多。

他们的老家是拉锯地区，白天是日伪以及后来国民党统治区，一到晚上就是新四军和共产党的天下。当时的阶级斗争真残酷之极。比如杀人往往是“扎粽子”（手脚绑定套上麻袋扔河里）打棍子。一则没有声响，二则省子弹。

他们家族中有许多地主富农，但也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共产党和苏北鲁艺。这也决定了他们家族的复杂性。解放后被镇压的不少，做官的也不少。但官至局长止矣。因为即使功劳再大，文化再高，终难逃家里的社会关系牵累。而且历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包括我父亲，文革中也差点自杀。

我出生后姑妈就一直担任保姆的职责，尽心尽力地呵护我。记得儿时每天我一定要摸着姑妈脸上的痦子才能睡着。我在外面被邻居小朋友欺负就会大叫“娘娘”（上海话姑妈）。所以我小时候有个绰号就叫“娘娘”。姑妈对我比对亲儿子还要好上百倍，她曾多次说，我以后就靠这个侄子了。

文革前一年我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校德语班。据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关心下建立的培养外交人员基地（现在的外长就是那时中学部的同学）。学校条件非常好，因为我们只有小学三年级，每个班还配一个生活顾问。这可不是一般的“老阿姨”，而是刚从外语学院德语系毕业的女大学生。我们在学习中碰到的问题随时可以问她。

但是，有一天姑妈从大老远走来看我，我竟怕别的同学看到一个土气的妇人，没让她进学校大门。而且拿了她给我买的糖果就叫她快走。那天我看得出姑妈很难过，眼睛里充满了哀怨。

四十年过去了，她当时的眼神我始终不能忘。而且这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我经常骂自己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后来文革开始，这所学校作为“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关闭了。我当时心服口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决定是对的。一年土两年洋，三年不识爹和娘不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必然结果吗。文革后这所学校重新开办，并成了上海学校中的一大热点。

我工作后，对姑妈很好，给过她不少钱。也许正是为了弥补当时的愧疚。几年前，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骨折住院，我正好不在上海，我弟弟和弟媳精心照顾了她。但康复后她得了老年痴呆症，且大小便无法自理。家里把她安排在附近的养老院。

那年，我回去看她时，她一下子认不出我了。但当我从养老院出来后不久，养老院院长打电话到我家，说我姑妈走失了。我和母亲赶紧去养老院，在半道上看到姑妈在东张西望找人。

我想喊她，但我母亲制止了我，说她一定认出我了，要跟我回家。我说回家就回家嘛，她问，谁来照顾她？我一时语塞，我过几天拍拍屁股走人，谁来帮她擦屎擦尿？

我眼睁睁地看着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把她领了回去。没过一年姑妈过世了。骨灰葬在乡下祖父祖母旁边。前年我回乡下祭祖在她的坟前难过地落了泪，没人知道我伤心的理由。嗨，也许不出这个国好好照顾她，我的遗憾可能会少一些。

（三）老师

天地君亲师。老师对我的人生之路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中学四年，几乎没读什么书，一年学工一年学农，加上学军拉练，一大半时间是在磨练意志和体魄。我很庆幸没有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寒窗苦读，从而保证了自己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我的班主任李老师是教美术的，人长得精瘦，鼻梁挺直，英气逼人。有一次，他到班里的捣蛋鬼家里告状。次日，那家伙冲上讲台，从军用书包里掏出一柄裹着报纸的菜刀。在他取下报纸的当儿，我从教室最后一排冲上去握住他的手腕，夺下了他的菜刀，救了李老师一命。

后来我回忆，其实他也未必真会砍下去。只是当时如果没有人去抢这柄菜刀的话，他就不得不砍了，正如要跳楼的人，你不拦一下，他没有落场势，只好一跳了之一般。原来，李老师告完状之后，捣蛋鬼的父母将他一顿乱打，他不敢向父母撒气，只好向老师报复。

于是我和李老师成了忘年交，没事我总跟着他学画学字。没多久我的魏碑体就可以刷在学校的墙上了，而我的画也似乎有点像样了。但是没多久李老师就对我说，你的素描不行。画画你没有出路，你应该在文学的道路上有所发展。我到现在都感谢李老师的直言，使我没有继续误入歧途。

恢复高考后，我果然就读了一所大学的文学专业，并留校任教。后来李老师的儿子也考入我校的美院。毕业时李老师托人找我帮忙安排他儿子小李的工作，我有些闪避。一是我没这个能力，二是我比较不赞成开后门。

后来小李没有找到好单位，据说李老师对我颇有微词。但是他们父子在当地开了个美术培训班，打出的口号是学完后包送美术院校。结果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各级美术学校，一时名气无俩，财源滚滚而来。其实李老师本身有这个眼光，他能看出我不是学画的料，就能看出学生入学时的学画天分，这就保证了他的生源。

再说上海的美术院校从本科到技校有三六九等数不胜数，这个不取那个取，经他指点的学生找到合适的院校也不是什么奇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们父子兵上阵，现在买车买房成了新贵。

我从李老师那儿转投语文老师赵老师。赵老师家里是地主，所以他白天上课晚上扫厕所。加上他是秃子，就更受学生的欺辱了。我向他说明拜师的诚意后，他没有犹疑，第二天先借我一套珍藏的《考正古文观止》。要知道我当时还是红卫兵的头目，他能这样信任我实在不易。后来他又借给我他的笔记和诗词。我当时要是交给工宣队的话，他就是毒害革命小将，非治死不可。

我们中学最后一年正赶上“智育第一”回潮，我们被狠狠地补了些文化课。我当时有十几篇作文都送到区里展示，那都是赵老师的功劳。今年回国在公园里见到赵老师，他精神烁烁，在教老人们练气功，他没有认出我，我也没有打扰他，但在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并暗暗地祝福老人家幸福长寿。

说起“智育第一回潮”，那还得感谢四人帮时的上海市委，有个叫徐景贤副书记说，现在的学生插队写回来的信吓死人。什么和老大狼（老大娘）睡一个坑（炕）。什么命（伞）没有了，要父母寄一把过来。于是我们被要求学文化了。但是学的很浅，物理成了“工业基础”简称“公鸡”，化学叫“农业基础”，简称“农基”。

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教的公式和方程以及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好玩，真的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