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史毅敏）八十年代，台湾相继出版陈恭澍《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其第一部《北国锄奸》2010年在大陆授权出版。更名《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第一部》。

陈恭澍，1907年生于北平，黄埔军校五期毕业。1932年5月，加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受训并担任班长，也就是后来被认为是军统第一期训练班的“洪公祠训练班”。

受训期满，戴笠亲派陈恭澍带两名同期学员前往北平，建立军统北平工作站并由陈恭澍担任首任站长。其后陈恭澍历任军统天津站站长、军统上海区区长等职，是军统早期京津沪地区主要领导人。

陈恭澍在军统内部主要从事“行动工作”，从1932年“洪公祠”毕业到1941年在上海敌占区失手被日伪逮捕，短短不到十年期间，竟然协调领导过“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其中包括率队去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未遂这类影响中国抗战史的惊天大案。

书中回忆，军统当年草创训练班，六个月的课程可算十分原始简陋。课程表包括速绘（著名画家授课）、驾驶、爆破、射击、讯鸽、生化、情报搜集、行动破坏、高等警察等等。

陈恭澍回忆录的形式，并非叙述完整生涯历程。他按不同工作时期，挑选轰动一时的刺杀行动，详细介绍如何受领任务、情报侦查、设计方案、布置内线，一直到采取行动等“各种作业”。其第一部书，挑选了军统建立初期，陈恭澍在华北京津两地参与策划与领导的五件著名刺杀案：诛杀汉奸张敬尧，行刺共产党人吉鸿昌，毒杀军阀石友三，暗杀汉奸殷汝耕以及阻击汉奸张克敏。

当时军统草创，一开始也是全无经验且装备不足。陈恭澍受领第一件刺杀令–“制裁”汉奸张敬尧之时，不仅感觉“茫然若失，大有手足无措之感”，而且整个军统北平天津两站仅有一支手枪，还是陈恭澍训练班毕业时戴笠赠与的纪念品– 一支勃郎宁手枪和六发子弹，窘迫到行动辅助人员要临时到街上买刀斧备用。

世称陈恭澍为军统第一杀手。从他京津起步到后来在上海掀起对日伪特工的暗战高潮，堪称所言非虚。外行看回忆录第一部中所列各案，也许“写的太真实了，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也没有一件刺杀行动由陈恭澍亲自动手。实际从受领任务后摸索蛛丝马迹，启发诱导“运用人员”，乃至现场指挥，陈恭澍思维缜密敏捷，决策果敢，个性锲而不舍且有政治头脑，实在是出色的特工人才。

作为军统秘密工作的先行者，陈恭澍对特工工作有自己独特看法。

陈恭澍认为优秀特工敢于冒险犯难“是基于国家观念与政治理想。其次，才是好强心和责任感。至于名利报酬，当然不会摆在心上”，“此外，另有一个境界，那就是成功在我的一种满足”。陈恭澍时常亲自出马说服对方内线人员，重视使用“国家利益，民族荣辱”启发对方“政治意识”。

关于秘密斗争手段，陈恭澍主张尽量采取“硬性的武装制裁”。相比下毒等“阴阴悄悄”的方法，陈恭澍认为使用枪械将对方“响当当”的干掉，其声势效果可以“产生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陈恭澍这类民国时期第一代经过正规训练的特工人员，已经懂得特工行动与政治大局的关系，远非以往江湖杀手可比。

陈恭澍强调行动人员以及内线关系的安全，反对任何“没有‘生路’的行动计划”。他所干的营生，不可能不涉险，有时也不能不“情势所迫决意拼个你死我活”，但陈恭澍重视参谋作业，对行动现场“有把握控制到全部局势”才会下决心，而牺牲是“情况发生突变所产生的结果”。他专门驳斥了“造成一种牺牲，也是一项成功”的说法。

陈恭澍承认，虽然年代已然久远，书中仍有“欲言又止”之处。回忆录第一部结尾处影影绰绰提到，1938年华北沦陷不久，陈恭澍与手下密谈，在冀东与李运昌等合作打游击。是军统不知道李运昌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侄子？还是陈恭澍不了解他这位黄埔四期的学长在军校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陈恭澍写回忆录时，是否仍然记得，抗战结束后国共争夺东北之时，李运昌曾在大名鼎鼎的林彪手下担任副总司令？

陈恭澍在前言中，自称是个“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者”。我等读来不禁莞尔，他的理由倒也简单：作为正统军校及警校毕业生，陈恭澍认为自己“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制了”。他所作的一切，是“代表政府执行法律”。回忆录第一部所列各案，“制裁”对象要么躲在国民政府管辖不到的外国租界，要么干脆就是龟缩在沦陷区的汉奸，且大都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通缉。即使枪击吉鸿昌，在陈恭澍看来，这也“不是一次单纯的暗杀工作。实质上，这是一场旗帜鲜明、壁垒分明的武装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