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郑庆潮）老同学看到我发给他的照片后，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看到你们精、气、神都不错，甚是宽慰，我这两年觉得什么事都力不从心，真的是老了。前天晚上在南京地铁上，有年轻的学生给我让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这个待遇。”

我禁不住笑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享受这个待遇了。”一向好胜的我，竟和他在谁先成为老人的话题上要争个先后。

前年我回广州探亲，出入都是坐公共汽车或坐地铁。广州的公共交通实在太好了。线路多，四通八达。车次频密，候车时间短。从广州到周边的城市，也一样方便快捷。元旦那天，我去深圳与老朋友们相聚，全程都是轨道交通，地铁-动车组-地铁，在酒店一起吃午饭，几个小时就来回了一趟，实现了半天生活圈的概念。

广州公共交通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方便快捷之外，就是“友爱在车厢”。退休好几年了，我一直是不认老的。当第一次有人给我让座时，我还推让了好一阵。直到有一次，我才算是服了。

那天，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小孩上车，我自然而然地起身要给她让座。她看了我一眼，笑了，说：“你？不行，不行！怎好意思要你让座啊。”坚持不肯坐我让出的座位。后来一位年轻人把位子让给她，她才肯坐下。一开始，我未转过弯来，回家还问太太，我真有那么老吗？

后来才发现，上了年纪的人在广州乘坐公共汽车，十之七八，都有年轻人让座，他们是那样诚心诚意，那样执着，叫你无法推辞。我不知道他们是学生，是打工仔，或者是个白领。

令我感到欣喜的，并不是因为几乎每次乘车都有位子坐，而是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可圈可点。

比如那位年轻的妈妈，其实她抱着孩子，很难腾出手来扶扶手，公共汽车又是左摇右晃的，我总觉得她比我更需要座位。我不过头发花白了一点，“精、气、神都不错”，可她就是不认这个理，只知道应该尊老。

想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每到春天，单位上就组织我们学雷峰，我们总要挖空心思找些“好事”来做。在大街上摆上摊位，给路人免费理发、修单车……等等。而且还要红旗招展，标语满街，热热闹闹的，多风光啊。

到了这一代，他们似乎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也没唱什么高调子，只是默默地奉献着爱。我每次都不知道给我让座的年轻人姓甚名谁，我想他肯定也不用回单位汇报今天做了多少好事，他们只是觉得这是应该的。

不过是让个座位而已，谁不会呢，值得这样小题大作吗？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见微可以知著。最近在网上的哲学公开课上，听到了一个故事：

有一位外行的顾客，走进一间小店买东西。店主就反复地思量，如果我少找钱给他，他多半不会知道，也几乎不会懂得如何去投诉。但转念一想，万一传了出去，我的信誉就会受损，人家就不会来光顾我的店了。最后，店主还是如实地找钱给这位外行的顾客。

十八世纪德国伟大的古典哲学家康德举了这个例子，认为这位店主最后虽然还是做了正确的事，但我们不能只看行为的后果就认为他是有道德的，因为他的动机很成问题。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善事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康德说，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

我听了暗暗感到脸红。我们当年学雷峰，虽然也舍得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义务地帮人做好事，但如果按康德的严格定义，我们的动机就有点可疑。也许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是为了表演道德“秀”？实际上也只是一、两天的短期行为。帮助的对象也不过是那些为省几个钱而不去理发店理发，不去单车铺修单车的人。后果是否好也很难说得清。

当代广州的青年在公共汽车上为有需要的人让座，是发自内心的，毫无个人功利目的的，自然而然的行为。这种看似是不经意的举手之劳，却是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小事一桩，却让车厢充满爱。

中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某些领域，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催生了不少道德问题。一些极端的道德败坏案例，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国人正在经受严峻的道德考验。因此，符合严格意义的道德行为，不论多平凡，都显得十分珍贵。

我在广州所感受到的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使我很受鼓舞。老同学的来信也让我知道同样发生在其他城市的故事。这些都使我深信，我们没有理由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那样担心：“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