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上期）这年3月山西分社为加强大寨的报道，请求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资深记者方堤同志来太原和分社记者一起去大寨采访。

行前，分社特地向正在太原开会的陈永贵报告：总社要派方堤同志去大寨。陈一听机会来了，便对分社同志说，我们大寨对方实恨透了，他和李玉秀合伙搞“内参”反大寨，我们非要把他拉到大寨批斗不可。

分社同志看他误把方堤当方实，急忙解释说，这次来的是方堤，不是方实，方堤是搞农村报道的，让发内参的是方实。陈执意坚持说：不，不，就是他，就是这个方实。

为了澄清事实，分社有让李玉秀和方堤同志到宾馆当着陈永贵三面对证，真相大白后，陈永贵一时语塞，顿蕨难堪，冷场片刻，他把手一甩，说：不是方实，不是就算了，去，去吧！以后我们非要找到这个方实不可！

多个心眼堤防记者

陈永贵十分注意提防记者。1977年12月，他对昔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说：“要学会识别人，（要）多长个心眼”“对记者呀十分注意……记者（是）毛鬼神。你们要有点心眼。他们掂我们的分量，我们掂他们的分量，昔阳一上钩，问题就大了。”

同年，大寨公社为向公社一级核算单位过渡做准备，拟召开一个由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一位记者闻讯后向成员提出要求，希望与会听听情况。陈永贵非但不同意，而且还对别人说：“不怕记者来座谈，就怕记者写内参。”这位记者的采访要求因此化为泡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永贵对记者的行踪更加注意，他说，现在昔阳有人告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一伙记者。据大寨的一位社员反映，1979年，陈永贵多次在大寨社员会上流露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不满，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给人打招呼：“给我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听。”于是就有人到外边查看一番。

无中生有赶走记者

1968年，山西分社记者王文学和总社记者安克仁，按照新华社总社的要求，前往大寨搞摄影报道。王文学因过去给大寨和陈永贵拍照两人比较熟悉，王这次到大寨后，陈永贵很快就对其采访作了安排。可这天上午，王文学上虎头山给陈永贵拍照时，陈突然问他：“你这次来，是另有任务吧？你是谢振华派来的。”

这突如其来的怀疑令王文学莫名其妙，他立即解释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谢振华是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我是新华社记者，是总社让来搞报道的，我怎么会是他派来的？”陈听后仍一口咬定自己说得对，王文学又说：“老陈，你是省革委副主任，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说话要实事求是，我可以拿党籍做保证，确实没有那么回事，我相信事实最后一定会搞清楚的。”

那时，谢振华主持山西省的工作，陈认为他和自己的观点向左，他说王文学是谢振华派来的，意即王文学到大寨不是采访，是给谢振华党特务，为其搜集情报的。于是一怒之下，把王文学赶走，不准他来大寨采访。事后，陈永贵对此仍耿耿于怀，在一次省革委的会议上重提此事。

为澄清事实，谢振华后来派专人到分社调查，并让分社出具证明，说明王文学确系遵照新华社总社要求，履行记者职责到大寨采访，才使真相大白。这时，不肯认输的陈永贵一看自己错了，又改变口气说，王文学我俩关系很好，他怎么不给我说实话，他们那里的李玉秀写“内参”整我们，不给我说，太无交情了。

看不顺眼吓走记者

《山西日报》记者王宪斌，多次采访，报道大寨。一次，他听陈永贵对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同志说三道四，表示不满，便说道：“老陈，东书不在这里，你对他有什么意见，以后当面提好了。”哪知此句好言相劝，却使陈永贵勃然大怒，从此，王宪斌再也不好去大寨采访了。

《山西青年报》记者刘太乙，一次在大寨井台边见到铁姑娘李圆眼，想和她聊聊铁姑娘队战天斗地的故事，没想到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李圆眼马上向党支部作了汇报，说有个记者要和她交朋友。陈永贵听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让刘太乙离开大寨，不准再来采访。后来，陈永贵还把此事当作“典型”，教育年青人要坚决抵制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心怀不满再赶记者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山西分社报道大寨不力，很有意见。新华社军管小组的领导一听慌了手脚，立马把陈永贵请到总社征求意见，并让他在大礼堂给总社职工作报告。陈在讲话中大批记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对大寨没有感情，等等，并要求总社直接派记者去大寨。

那时陈居高位，总社军管小组惹不起，赶紧根据其“指示”，组成了由总社国内部主力记者张广友牵头，国内部记者杨玉良、摄影部记者安克仁和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金嘉声等参加的大寨报道组。

报道组持新华通讯社采访介绍信，于1969年1月赶赴昔阳，报到后住在县招待所等候陈永贵接见。整整一周过去了，何时能去大寨、见到老陈，领队张广友几乎天天去问，却毫无结果。等到第八天，接见的消息传来，大家心中暗喜，可万没想到陈领着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单独约见张广友，其他几位记者连陈的面也未见到。

陈向张广友询问了记者组的人员情况，当他听说记者组有冯东书、金嘉声两名山西分社的记者时，即恼羞成怒，说：“总社的，我们欢迎，分社的，不欢迎，他们不能去大寨，也不能在昔阳采访，请他们立即回去。”

陈永贵的逐客令一下，谁也难挡。为了改进工作，冯东书和金嘉声离开昔阳前，专门拜访了昔阳县有关部门，听取他们对记者的意见，并明确表示：大寨，我们还是要宣传的，今后需要时，我们还是要来的。当记者步行5公里到大寨接待站找站长刘树岗征求意见时，他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一阵，才语无伦次地说，对冯东书没有意见，对金嘉声倒是有一点意见。有一次让他给大寨整个材料，他说没有时间，可给新华社写稿却有时间。

随着情况的变化，几年后，对大寨颇有了解和研究的冯东书再赴大寨。然而，1973年因实事求是报道大寨首次在虎头山上试种水稻成功并获得高产的消息，又一次激怒了陈永贵。他认为冯东书好提问题、发议论、不听话，于是冯被告知，以后不要再来大寨，不欢迎他。

为活跃报道思想，山西分社经常召开业务会研究报道，有一次，冯东书在会上说：不能提“永远学大寨”这个口号。哪知这句寓意深长的话，竟使冯东书在1977年的山西“清查”运动中再次惨遭厄运。时任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甚至当面问冯东书：“你说过不能永远学大寨，你考虑过吗？

为什么说这个话？是不是与不学大寨联系起来。”他还派工作组坐镇山西分社，非要冯东书把问题说清楚后，才能去大寨。陈永贵也发话：“给他（指冯东书）谈谈，以后不叫他来大寨。”在这些政治压力下，冯东书在分社检查了三次才过了关。

设立防线控制记者

陈永贵把大寨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去那里采访的记者，须先到大寨接待站报到并提交报道计划，然后住在招待所，等待接待站站长将记者的采访打算禀报给陈永贵或大寨党支部的其他同志来安排采访时间。此前，任何记者不得走村串户，不得找社员谈话，不得参加社员大会。记者要拍大寨党支部开会的照片，须经批准，进入会场拍完后立即走人。给记者哪怕是老记者或有名气的记者介绍情况，都是党支部认定的可靠的人；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情，几乎口径一致。

大寨接待站和大寨房子连着房子，可谓咫尺之遥，然而记者却不能逾越一步，只能耐着性子等待，等十天半个月是常事，等一个月也不鲜见。有的记者冒着完不成任务的风险，一气之下打道回府。

不少常驻记者感叹：在大寨采访这么多年，在这个几百人的小村子，都认识不了几个人，能叫上名字的都是干部，见面后也只是寒暄几句完事。即使这样，陈永贵还批评记者在大寨“一不过问生产，二不参加劳动，三不关心群众生活”，“记者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没有贫下中农的感情”。

报道农业生产离不开数字，然而，在大寨要弄清这个问题却很困难。一次，一位记者为报道大寨秋季农业丰收，问大寨负责人粮食产量是多少？答：“不知老陈（陈永贵）是怎么定的。”每年打多少粮食，会计最清楚，可当记者问大寨会计时，却回答说：产量还不知党支部怎么定的。

就这样，记者写大寨农业丰收的稿子，通篇没有一个数字。有时到第二年，记者还弄不清上一年的产量是多少。连昔阳县的年降雨量是多少，也不能由县气象局做主，最后还得由陈永贵说了算。

组织起来管住记者

“文革”以来记者对大寨和昔阳报道那么多，可陈永贵仍不满意。196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有些报道零零碎碎，讲几句话，加上大寨两个字，以后再搞这个让他们走。”后来，他还讲：“你们研究大寨、昔阳的问题，不要从表面上看当时就是那么一回事，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好多经验不是我们没有真正总结出来，宣传出去”，“大寨没有大庆报道得好，工业上人家有余秋里、康世恩等几个副总理，农业上就我一个人。没人家力量大，现在要好好报，要为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做准备，要写好‘大寨红旗’、‘大寨英雄谱’、‘昔阳经验’等，向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

于是，他要求县委，要把“在昔阳的新闻单位的记者，不论是中央的还是省地的，都要统一组织起来。统一写稿、统一审稿、统一发稿”。

1977年4月，昔阳县委根据陈永贵的指示和要求，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晋中报》等新闻单位来大寨和昔阳采访的记者召集在一起，宣布正式成立驻大寨联合报道组（此前，大寨的有关报道署名时曾用过这称谓），以承担大寨和昔阳的全部报道。报道组由宋莎荫任组长，所有成员有事离开大寨和昔阳须向组长请假。

报道组根据大寨和昔阳统一的新闻来源、内容、口径，向国内外报道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所有的稿子都得经过组长或陈永贵授权的人审定。谁若向报道组提供了有悖于要求的材料，就会被认为“别有用心”、“阶级斗争新动向”。

1978年3月，安徽等地农村率先改变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做法，触动了陈永贵的神经，他提出要联合报道组写文章，对此进行不点名的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安徽要求农村改革的潮流，并非一两篇报道所能阻挡得住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寿命仅一年零八个月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由昔阳县委于1978年12月13日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