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姚P）她叫章玉珍，我们都叫她“章妈”，不是我的母亲，但从我三岁起到我三十岁那年文革开始，她就一直是我的贴身保姆，是我不是母亲的母亲。

章妈早年丧夫，从未生过孩子。虽然没有当过母亲的切身体会，却有着极强的母性。在我面前，她自称“阿妈”，把我叫作“好儿子”，我俩几乎和亲生母子没有什么两样。和我同是属牛，她比我大二十四岁，初来时才三十不到。

童年的记忆有很多是她留给我的。

她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砍完柴准备回家。后母担心亲生儿子会累着，让他背一捆份量很轻的稻柴，把沉甸甸的木材扔给前妻所生的长子去扛。过桥时，桥突然倒塌，两人一起掉进了河里。哥哥被木材的浮力托起，而弟弟却随着稻柴溺入水底。

我家的年夜饭里总要掺入黄豆，我不解，遂问。她便告诉我：“吃了黄豆饭，好儿子就能大一岁啦。”我寻思着：一岁一岁地大上去，不是要老，要死的吗？我不愿老，不愿死，就趁大家不注意时偷偷把黄豆拣掉，以为这样就能够不大，不老，不死了。如今，年夜饭里的黄豆早就没了，但我已是满头白发。

尽管如此，在我童年时，下人和少爷的身价毕竟不同，我这个“小少爷”曾经深深地伤害过她。

当时我们洗澡用的热水都是女佣们从厨房用两只盛水的硕大铅桶提上楼来的，各房的佣人常会为了抢炉灶上的热水而争吵起来。有一次，章妈好容易抢到两桶，急忙倒在浴缸里让我洗。那时我游兴正浓，不愿洗，竟然要她把浴缸里的水全都舀出来倒进马桶。她舀了，舀到最后已无法再舀的时候我仍不罢休，逼着她非把剩水舀干净了不可！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哭着要离开我家……

学龄前的一个幼童怎么会怀有如此残忍的虐待心理？今天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看到她由于我的折磨而哭，我也哭了――不是撒娇而哭，而是因难受而哭。多么矛盾而又畸形的心态哦！

后来她认养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干女儿玲娣填补心灵的空缺。没想到，玲娣因产后大量出血而死了，只给她留下一个襁褓中的干外孙女。婴儿归她的干女婿王志刚抚养，小王为了女儿多年未曾再婚，这对章妈来说，也算是一种欣慰。

1964年我含冤入狱，囚禁十一个月后回家，主厨的阿姨告诉我：“一家人在吃大闸蟹的时候，章妈偷偷他坐在厨房里流泪。她跟我说：好儿子最爱吃大闸蟹，现在别说吃蟹，连饭也不知道能不能吃饱喽！我被她说得也很难过……”

我们始终把这个孤身一人没有后辈的农村妇女看作是家庭中的一员，准备为他养老送终。然而，当文革的烈焰烧到我家时，这场由亲情铸成的好梦就在顷刻间成了泡影。

她看到红卫兵来抄家，便趁人不备偷偷地把我的绒衬衣藏到自己的箱子里去，因为她知道劳动人民的私产是不会被没收的。不没收并不等于不查抄，红卫兵怕资本家隐匿财物，连花园里都要掘地三尺寻找金银财宝，哪会放过保姆的箱子呢？一查，漏馅了！

“你的箱子里怎么会有男人的衣服？”红卫兵厉声呵叱。

“这是好儿子的衬衣，天凉了要穿的。”

“狗崽子要不要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要死心塌地为寄生虫服务吗？赶快回乡下去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就这样，她带着几只箱子和满眶泪水离开了我家，这个生活了二十七年的家。而我们，在她离去后不久，也被扫地出门搬出了那个家。

从此，三十岁的小牛和五十六岁的老牛整整分开了十六个年头。落实政策发还故居后，我找到了她在青浦的住所――那是她的干外孙女任教的小学宿舍。在我敲开蓬门的刹那间，她竟像是找到了失落多年的宝藏那样失声惊呼：“好儿子，真的是你吗？你怎么会来的呀？”

“十六年没见到你了，现在能来，我怎么会不来呢？”

“快，快进屋，阿妈给你做蛋炒饭吃。”

她知道我爱吃蛋炒饭，也知道我肯定饿了，但是她不知道我看到她明显衰老，布满皱纹的脸时心里是股什么滋味。

这次探望使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征得父母同意之后，把她接回我家修葺一新的故居重新团聚，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认为她也是我的母亲。

她经常在花园里清扫落叶，还问我：“每年冬天都要搬到屋里去的那棵橡皮树应该长得更大了吧？怎么不见了呢？”我告诉她：“扫地出门前屋子都被封了，还能往哪儿搬哪？一夜间就冻死了。”

她像是有点伤感，又像是在安慰我：“算了，以后再买一棵吧。”

以后我没买。如果想买棵像原来那么大的橡皮树，估计会要好几千，买不起。再说，那逝去的十六年我能买得回吗？驼着背心的她当然也无法买回当年挺拔的身姿，一切都随风而逝喽！

永远不会逝去的是爱，是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爱。我给她拍了几张头部特写的照片，借此留下那份深镌心底的爱。其中的一张后来就成了她的遗像。

送走了不是母亲的母亲，我还有个现年95岁的生身母亲。我俩每次想起章妈，总是为命运赐给我们这么个善良的亲人而无限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