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宗教上还是医学上，当时都堪称“难题”的文身，三百年后居然能成为市民无伤大雅的身体装饰，这其中真正要感谢的是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两块基石：科学与宽容。前者让文身不再是用生命为筹码的赌博，后者则使艺术顺利地接管了曾经的异端，磨灭掉侮辱的印记后，让它只与自我、记忆、选择和美联系在一处。

从东方回到西方

文身的英文“tattoo”，源自于塔西提语言中的“tatau”，意为“在身上划下记号”。 约瑟芬・班克斯（Joseph Banks）在探险家詹姆斯・库克1769年的南太平洋航海纪录中（他作为自然学家参与了这次航行），首次提到这个在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有着重要意义的词汇。而如今被我们当做文化，甚至艺术现象的文身，最开始很可能源自一种医学实践。论据来自于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冰层中发现的“奥兹冰人”。科学家在这具保存完好的青铜时代居民遗体上，发现了四十多处文身。“奥兹冰人”的文身只是点线的简单组合，这些文身代表着什么？由于缺乏其他资料佐证，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确切答案，但是有一种假设颇为流行：这些特殊位置的图案是为缓解关节疼痛和治疗某些疾病而纹的，作用类似中医的针灸。

文身在地中海地区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遭遇到第一次“全面打击”。崇尚自然躯体的希腊和罗马人，很难接受文身，尤其公元四世纪，罗马有了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之后，文身开始作为罪犯的特殊标志使用。787年，教皇阿德里安一世颁布法令，视文身为异教和迷信的象征，禁止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出现。此后禁令被不断强化，终于，十一世纪左右，文身的车轮在欧洲彻底停止下来。

说来也巧，从古罗马时代开始，文身就和不列颠岛上的居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罗马战士的文身爱好，很多是在与不列颠人交战的过程中养成的（当时的不列颠武士喜欢将文身当做荣耀的象征）。而文身于欧洲销声匿迹了六百年后，又是英国人再次将“它”带了回来――也许用“他”更合适一点，因为这次出现在伦敦居民面前的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是“Giolo, the Famous Painted Prince”（“吉奥罗，著名的画身王子”，彼时“tattoo”这个词还未在英文中出现，所以关于吉奥罗的宣传册子上都是用“绘画”来形容他的文身）。

1691年9月，冒险家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从菲律宾带回来一个满是文身的奴隶吉奥罗，希望在伦敦靠展出这个奇异的“野蛮人”捞上一笔。伦敦人对吉奥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天不遂人愿，吉奥罗登陆英伦没多久就因感染天花而死。虽然威廉・丹皮尔的发财计划泡了汤，但伦敦人有幸在几个世纪之后重新看到了文身，从此这种为宗教所不容的风俗，总算在欧洲又扎了根。

水手与国王

到了十八世纪库克船长的南太平洋航行之后，英国人对文身的态度已经开始从猎奇向尝试转变了，领风气之先的自然是需要四海航行的水手。又过了大约一个世纪，当时的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出访耶路撒冷时，在自己的胳膊上文上了一只耶路撒冷十字架，这几乎象征着王室对文身的正式认可。不止如此，因为特立独行的性格让整个王室头痛的爱德华七世，在文身问题上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鼓励自己的儿子们勇敢尝试。1882年，他特意嘱咐在日本访问的儿子克拉伦斯公爵维克多和约克公爵乔治（未来的乔治五世）探访被人称作“文身界莎士比亚”的Hori Chiyo的工坊，并由大师亲自给两位王子文身。当两人途经耶路撒冷时，二十年前曾为爱德华七世服务过的文身师傅，又在两位王子身上留下了相同的记号。

王室对文身的热爱，让这股潮流风靡英国的上层社会，那些富裕的贵族和海军军官们，争相前往日本文身。看到这一情景的美国人不由感叹道：“威尔士王子文过身后，英格兰的贵族们就都变成了‘受害者’，就像一群绵羊亦步亦趋地跟在主人后面。”

英国人乐于文身，一方面植根于不列颠文化悠久的航海传统，历代国王、贵族又多有海军背景，上行下效的力量着实惊人；另一方面，日本的文身艺术堪称精美绝伦，日本的文身艺术古已有之，到幕府末期已经发展到极高的境界，形成了以Horimono（用精美的文身覆盖大面积皮肤）为代表的固定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身奠定了当代文身艺术的基础风格。十九世纪末，西方最先将“文身”与“艺术”两个词汇并列的文身师Tom Riley、Sutherland Macdonald等人，正是依靠将日本文身风格介绍到欧洲而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以色彩、明暗、构图等绘画技巧为基础的创作，渐渐取代了简单的线条图形，直至今日依然是文身艺术的主流。

普及之路

当我们把视线从岛国转回欧洲大陆，会发现相比“四海为家”的英国人，法国人对文身这一“新事物”要谨慎不少。法国关于文身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初期，但这文献既不是航海家的见闻，也不是自然学家的资料，而是关于文身会引起多种感染的皮肤病学报告。1837年，第一起文身致死的病例被法国人记录在案：一名少女因为左臂文身处的感染，最终不幸辞世。1853年，文身导致梅毒传染的案例在法国首次出现。病例显示，罹患梅毒的文身师给一名士兵刺青的时候，用唾液濡湿墨水，导致了士兵的感染，最终不得不实施截肢手术。

虽然此时宗教的桎梏已经慢慢放松，文身在上流社会里也蔚然成风（巴腾堡王子路易甚至去日本制作了一个超大型文身：一条龙横穿他的胸膛并一直延伸到腿部），但医学上的危险依然让文身身处“高危”行列。只有水手、士兵这样日日刀口舔血的人才愿意承担如此的风险，文身与普通民众之间仍有一道看不见的墙。但很快，一种新发明就把文身从痛苦煎熬中解放了出来，也为它逐渐变成大众乐于接受的装饰铺平道路。

1891年，来自波士顿的萨缪尔・奥莱利发明了一种文身机器。它由爱迪生公司的电动笔改进而成，原本在纸上打孔的细针被用来刺穿人的皮肤。文身机刺入皮肤的深度均匀统一，更重要的是针刺的速度飞快，可达到每分钟一千次，这是任何一个文身师傅都无法企及的高效率。文身机的发明让萨缪尔・奥莱利栖身的且林广场（Chatham Square）迅速成为纽约文身圣地，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萨缪尔・奥莱利死后，他的徒弟查理・瓦格纳和卢・埃尔伯斯共同经营的文身店接过了领袖的旗帜。尤其是受过海报设计培训的卢・埃尔伯斯，他将众多设计绘画技法加入文身制作之中，重新设计了很多文身图样，成了文身艺术历史中无法绕过的伟大实践者。

文身机的发明，大大缩短了文身与大众艺术、装饰之间的距离。考究文身在各类型文化中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确立个体的地位与角色，始终是它的第一要务。无论是萨摩亚的成年礼，还是日本江户时代整治“无宿人”（名字被从户籍中删除的人，无法从事正当工作，多是赌徒和罪犯）的“入墨”之法，文身都担当起了“名片”的作用。但自二十世纪开始，文身显示社会身份地位的功能开始逐渐消隐，装饰性的文身开始流行。一方面这与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开始崩溃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新技术也让文身的大众普及不再遥遥无期。

衰落与辉煌的轮回

二十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文身在美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其间，且林广场的核心地位被康尼岛取代。与此同时，文身师傅们也开始了横穿美国之旅：每一个有军事基地（尤其是海军）的城市里，都能找到文身店铺。在战争岁月里，纹上个代表勇气和胜利的图样，也被视为爱国的举动。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二战的结束居然带走了文身的美好时光。文身曾经的“反社会”符号形象，给了人歧视的借口。而1961年一场肝炎大爆发，几乎将已经形成规模的文身行业击倒在地。当时的报纸抓住了文身店很少执行严格消毒程序的把柄，大肆报道因文身而引起的血液中毒、肝炎感染和其他疾病。一夜之间，文身变成了“致病”的代名词。在舆论的压力下，纽约市政府要求文身店成立行业协会，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可我行我素惯了的文身师根本没把官员的要求放在眼里，最后纽约政府不得不以公众卫生为由，宣布文身业违法，关闭了设在时代广场和康尼岛上的文身店。文身的公共形象至此跌入谷底。为了生存，文身师不得不离开纽约，将店铺迁至费城和新泽西以求能继续营业。

四十年后，我们回望那次文身业的动荡，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无妄之灾。无论文身具有怎样的艺术价值，如果它要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就几乎注定了无法见容于现代主流社会。由于科学的介入，大众对于人体美的要求早已经超越了“眼见为实”的界限，被置于显微镜中观察和怀疑，这是当代各种艺术、风尚形式都无法回避的必经之路。

说来有趣，这次媒体引发的文身萧条，最后又是被媒体结束的。60年代，因为嬉皮士潮、反战游行、民权运动等等，被打上了“反叛”的烙印，年轻人重新开始文身，同时，媒体也挖掘到一个能改变文身形象的“行业偶像”―― Lyle Tuttle。这位长相俊美，魅力超凡的文身师很会与媒体打交道，他着意选择美丽女性当客户，立刻就吸引了各路媒体的关注，也为文身艺术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公关推广。

四十年过去了，文身早已从当时舆论风暴中抽身而出，被现代社会广泛认可。更规范、专业的文身器械、技术和操作要求，使文身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减至最小。文身师傅获得了和古典艺术家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例如，拍过《蝙蝠侠：黑暗骑士》《盗梦空间》的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曾经制作过一部名为《记忆碎片》的电影，男主角就是一位满是文身的“短期记忆丧失症”患者――盖・皮尔斯饰演的莱昂纳多。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莱昂纳多只能记住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因此碰到重要信息时，他就选择用宝丽来相机拍下来。至于那些极为宝贵的，他会去找文身师傅，将它们纹在自己身上。

《记忆碎片》仿佛是整个文身历史的绝妙隐喻：因为记忆短暂，莱昂纳多只能依靠写在身体上的词句，不停地追问着“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每当明晰的答案出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下一次寻找即将开始。而那些我们在身体上用力刻下的符号，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可能答案也像莱昂纳多的记忆一般，永远只能在探索中隐约窥见个轮廓。

（本文选自《看历史》 作者：刘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