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星学）整整35年前的12月9日，神州大地销声匿迹了11年之久的全国高校招生考正式复燃，进行了头堂会试，从而拉开了的国家回归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也作为另一个“12.9”大事件载入了近代中国的史册。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历史上的这一天：自己亲身经历了这神圣且异常激烈的会考。尤其对于自己来说，旷达十几年的噩梦–心灵长期蒙受屈辱和社会不公待遇，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报考资格、不能公平竞争上大学等，得以结束，终于有了可以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自主权。求学是再普通不过的公民权益之一，但是在史无前例的动乱里，对那些被打成“黑五类”的一族，则是天方夜谭。以至于我激动得在那场首堂语文考中，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它为试题《难忘的一天》的作文素材，尽情抒发这一特殊日子于国于民于己的深远意义，且不论笔下书写的能否过关跃龙门。

正是因着这一姗姗来迟的机缘，在荒芜了学业十年辍读了三载之后，身为一介社会青年考生暨后来的首批中举者，与千千万万赶考人中的幸运者一样，搭乘上这趟倏然驶至的列车。就改革开放的大时局而言，是抢上了机遇难逢的“头班车”；就被贻误了青春的一代人来说，是脱逸了厄运缠身的“末班车”。从此切换了生命列车的轨道，奔向了美好的未来。倘若没有抓住和通过这场豪考，重获原应有的做人尊严及求知升学权利自由，就不可能实现我人生划时代的转捩。而且像我这类沦落于社会各个阶层的老青年，只被允连考三年，从1980年始就只招应届生了。

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离开校门时遇上刚出台的一项新规定：城市多子女家庭中排行老大的可以不用上山下乡，留在父母的身边。俺爹妈自是以“先来先得”原则把我按在家中，在市里当了仓库工。由此两年后我的俩弟弟分别高、初中毕业，无可争辩地下去插队务农，令我这个先占了名额在城里的大哥心中愧疚了好久，觉得很对不住他们。

在历届的政治运动中，俺们家由于“成分不好”早被划为另册，我们这些“黑崽子”也在校园里抬不起头来。尽管后来我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跻身于“领导阶级”，可还是因有家庭的“历史污点”，归类“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在凡事讲红色政治与出身的年代，好事是轮不到身的。

文革中的所谓高中生实际上徒有虚名。仅在邓小平复出主政的一年多中“复旧”念了点真经，旋即又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给席卷了，邓公也再次下野。天性好玩的童子们倒是顺势都成了无忧无虑的顽主，乐不思学，狂耍度日；惟有有识的大人们私底下焦心忧虑，暗暗敦促着子女在家里自学些个，以不浪费宝贵的少年光阴。俺父亲母亲就是该类型的家长之一。

我起初被爸妈圈在家里逼着自修时，心中老不情愿啦，很憋屈为什么人家的孩子就可以一身轻地疯玩，我却要习弄这些没有用的劳什子？一点看不出这种付出所能带来的任何好处和希望。仅仅是父命母训难以违抗，只好忍忿遵从。慢慢地也就一点点产生了些主观能动性，至少愿将课堂上教得那浅显得很的皮毛弄明白。经常我课间课后的去教研组问各科老师有关疑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是尚有此学习积极性的孩子太少了。大多数“反潮流”学生都不屑做作业，而被批剥下“师道尊严”的教师们也不敢不愿去管，任之自流。故见到少数学生登门请教，自然心生好感，鼎力授受了。

我就是这样的打下了一些基础，使得后来复考时能一蹴而就。也真想不到这些根本谈不上多么刻苦用功的小举动，竟令师长们耿耿未曾忘怀，以致于几年后宣布恢复高考、我抓紧温习预备，带着有些难题回母校请教时，他们仍能清楚地叫得出我的名字，很乐意的答疑辅导。并且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说“你一定会考取的”。这样的话对于其时的我鼓励委实忒大，真的叫我借着这吉言和预言，最终成功及第。若干年后我又念了研究生，还被母校专程邀请回去给全体师生们做了一场报告，现身说法老校友的这一特殊经历，至今还记忆犹新。

其实当时备考可供参照的复习材料极少，应届课本依旧烙着极左思潮的印记，程度仍浅。从发布考讯到开试之日只有五十天不到的时间，临阵磨枪的举子们个个抓瞎。我除了翻找出当年的数理化老课本和作业簿来温故外，又东赁西借的在同学家搞来几册文革前的旧教科书，那上面有些作业与例题系现有书本上深得多。我如获至宝，大开了眼界和思路，反复练习，提高解析能力，实在搞不掂的便带去母校找老师指教。

这些老课本属于“四旧”一类，应在浩劫中被烧毁的，可就是居然有保存的，它是出于“红五类”之手，因为没人敢清查他们的家底，倒成了保险箱。记得在文革后期，我妈也是从她科室的造反派同事那儿偷偷借得《水浒》回来，我如饥似渴看得昏天黑地的，读了一二十遍不释手，无意中打下了国文底子。或许正是由此这般，叫那有着横向比较的老师们产生了我能中举的估摸。

毋庸置疑，1977年的高考是华夏史上最大规模、报考人数最众、录取率最低的一次，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之毫不为过。可想而知，闷憋了十数载、积攒下了无数菁华的芸芸众青，不论是碰碰运气能否晋读各级大学，或是借此跳出边疆、农村、工厂，孰不趋之若鹜，争过这条通往象牙宝塔的独木桥。而匆忙上马的这牵动着举国上下人心命运的科考，不光让学子们的准备无从着手；就连教委的出题难度也大，火候不易掌握。毕竟多年未搞统考，长期施教又松垮浮表，遴选命题咋样深浅才算拿捏得合适？

此外甚至还听说，经年只“抓革命”不“促生产”恶果，使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有的省份甚至连印试题的纸张都拮据得成了一大问题。可见其时国情现状的窘态。但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钢铁意志，终叫此次秋闱如期举行了，它的圆满成功大振了国人士气，激鼓了莘莘学子的斗志和对祖国未来的信心。

考定思考，现今检视当年的那些试题不觉失笑，挺容易简单。可别忘了那会儿的起点何等的低，这不难的题目即是不学无术时代的巨大绊脚石，撂倒了绝大多数的投名者。齐鲁大地八十万人报考，仅有一万人金榜题名，将近99%的考生都泪洒科场，名落孙山。所以我等这些侥幸能上大学的，只不过是相对地强一点而已，胸中的点墨跟今日举子的满腹经纶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纵使还被当时的舆论过誉为“天之骄子”。此乃乱世所造成遗留的，此一时彼一时，成事者只算那时的幸运儿，仗着多少的功夫赶上了初熟的机会。我惟深感父母的远见之明、教诲之恩。

35年后的今天，再次翻阅自个在考后不久涂鸦的《我考大学》回忆录，细细重温着最初的那些细节，感触万千。一个人的微波，映象的却是一段国史的巨澜。此番“绝考”带给许多人里程碑式转折，日后的读研留洋等，也都无不归于这起先的未亏一篑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