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星学）移民身经海内外生活，体验两重天，即使是日常垃圾事也有差别。尤我长成在国内峥嵘岁月，打小当家中馈、顾务秽杂，体会尤深。

那时候垃圾迥异于现今，“土的掉渣”，基本是煤炉余烬渣滓。衣食蔽体果腹都难温饱，咋会余下剩渣儿？故捡破烂的少有收获。其时有限的商品亦都呈原生态上市，殊少包装；塑料袋还未面世，均是提竹篓、草篮、布袋等采买，可洗刷重复用多年，倒是蛮环保。

即便有破衣烂履、报纸书刊、塑料凉鞋、甚至牙膏皮，也多拎去废品收购站卖个毛儿八分的补贴家用，不舍得随手丢弃。舆论导向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提倡艰朴节约，皆使得腌臜量少，但凡入废品箱的均无剩余价值了。

故垃圾箱被称为“脏土箱子”，顾名思义。工人来收时用锨铲出，装进带挡板的地排车拉走。岛城山路高低弯曲，拉车上坡很吃力，小学生们常“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帮助推着上沿儿。

直到改革开放，垃圾成分才渐改观，又因换用天然气灶，煤渣锐减，代之各种包装废料充斥，也有了残菜剩饭等有机秽物，反映出日子富裕来。

90年代初我游学德国，落地即被西域腌臜瞠目结舌，细致分类、各色桶装，甚连废电池都专有小盒收集，民众循规归类不苟。

大型垃圾有固定收集日，其中有的簇新就不要了，还贴纸写着“仍好用，请带走我”，教乍进洋大观园的土姥姥愕然，每想起孩时如雷贯耳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只好自慰：此地非彼地也。

日后我又旅居英、美、加等国，定居多伦多，所睹如出一辙，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由此可觑一斑。

辗转欧洲时，每易地我租的都是带家具的房，毋庸操心家把什。到了花旗国，不期出赁的物业全是家徒四壁，入住的头几天不得不和衣盖毯睡地板，数日后在附近家具厂的垃圾堆中意外发现了床、沙发等，抬回支起方才有了“下榻”。

再往后陆续又捡了些椅凳，加上老板及教友们送的旧物，总算把新家初安起来，沾了腌臜不少光，验证了时下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剧情。

后来我多次回国省亲，每瞧出故土在变，包括垃圾始行分类、不再人力拉车了。同时诧见另类收腌臜的：骑着三轮车在街巷中转悠、用电喇叭吆喝“收购旧家具、电器啦”等，引人释出自家淘汰的物什，以白菜价买下抬走。

此时已无废品收购站了，这种上门帮清理“鸡肋”、还得点银子的事，省了户主心力。弃物运到乡下，稍加整饬卖给农民，也赚些钱，三方都获益。仅此不难窥出时代与民生变迁。触景生喟：此时非彼时了。

久居在多城中心的廿多年间，我注意到繁华闹区不乏破烂王，各族裔的都有，长年走街串巷翻找各家垃圾筒里的易拉罐、酒瓶等，成果将自行车/小推车挂塞得累累琳琅，招摇过市。

还有开着皮卡车或加拖斗搜集大型家电和金属类废品的。这些卖掉后的进项挺可观，算是叟妪自食其力，较之那些壮汉站街伸手乞讨要强。

收垃圾的工人在加拿大属于市政公务员，酬资不低，说有年薪12万的，堪媲大学教授了，超乎我的意料，跟昔日国内环卫工的地位霄壤之别。

记得儿时邻家常训斥孩子：“不好生念书，长大得去扫马路、收垃圾”。熟料北美该行当属于高新阶层，入门起点低，无需学历/执照，工作稳定，易养家维生，简单实惠。

洋民百姓们也多擅利用废旧，不在乎使唤二手货，常逛跳蚤市场、旧货店和Yard Sale，多市名品屋林立的布鲁大道上堂皇开着两间Value Village旧物商场，生意兴隆，光顾者中不乏年轻人。各家时有清理出来的储物，置于门口让人捡，都会速被拿走尽其用。

移民过埠也入乡随俗，以俺家的单车来说，几乎全是散步时偶遇拾得，回来略行修葺成为坐骑，变废为宝。就算不幸不断的被盗了，心疼程度也少些，毕竟白白得来的，再换辆“备车”上路就行，多年来未曾“断顿”，修旧利废发挥余热。

观三年大疫后的当下，高通胀/物价令人咂舌，日子过得紧巴，连小城的市长也买不起辖地的房子了，工薪族更是望屋兴叹，无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

近见报道有高薪的IT人都业余拾荒了，晚上出外翻拣，每月所得竟能省数百元；说曾淘到全新的冰箱、席梦思等，其卧室所有家具俱来自于秽物堆。读来令人五味杂陈。

另有一类钟情积攒垃圾的，实非因穷，乃痼习或癖好？不得而知。我们坊间就有两三家，其偌大宅邸的车库和后院积摞得杂物五花八门满当，说是室内更甚、亟难插进脚去，异味弥漫。其子女若是偷偷扔掉些，物主明察秋毫，雷霆震怒，足以见如数家珍般这成山的废品。

这恐已近病态，可能罹患了第欧根尼综合征（Diogenes Syndrome）或囤积症（Hoarding Disorder），属于精神障碍的一种，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