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曹庆五）那是1998年的一天，家父收到寄自鲁西南某县的一封来信，碰巧那天我也在旁。

信的内容大致是：曹来宾教授台鉴：青岛鱼山路校园一别50有年，同窗情谊，至今殷殷……。前日偶从《大众日报》上读得一文《杏坛耕耘五十年不辍，桃李怒放三千有余》，喜悉您已贵为医界泰斗，不胜仰望……。愚兄仍在烧锅炉，如蒙不弃，盼有生之年，尊颜重觐，了却残愿，云云。落款是“老同学杜宜生”。

几天后，我举着写有他名的纸牌迎候在青岛火车站外。果然，出来的人群中有位地道的老农向我走来，望着这张刻满了皱纹的脸和纹道儿里由汗与煤灰屑凝成的油垢，我惊得半晌没说出话来，打死我也不敢相信杏林大儒老爷子会有这样的同学！直到老人握住我手：“你是曹贤侄吧”？才尴尬地缓过神来与他打招呼，他的手很粗糙、但很有劲。

父亲热情地接待了他，就安顿在俺家住下，也知道了这些年来他的坎坷经历。抗战时他们一起南迁、在四川的绵阳念中学，光复后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恰他们高中毕业，俩人一同考入了老家的这所高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衣锦还乡”、好不风光。1948年读大三时，杜的老家捎来信说其父病重，于是他匆忙请假赶回去。不料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

原来杜宜生回到祖籍伺候老人数月后，其父便病逝，斯时国共内战的炮火在齐鲁已连天，返回岛城的路早已不通。又赶上国民党的第一届“行宪国大”，当局为给国际上留下个“民主”选举印象，全国各地都正经八百地搞起了竞选“国大代表”活动。杜所在的小县城没几个识字的，“选举”是个啥玩意更没人懂，就他是个大学生，在农民眼里那就是状元一个，更何况还在西南大后方和洋城市青岛读过书，见过大世面，于是当地人一致推举他为本县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

倒霉就倒霉在他的一念之差上：只想着借此机会可以挣点钱，以便回青岛继续完成学业，没咋推辞就直接干开了。谁想到几个月后共产党打了过来，第一波便把他抓了起来，罪名当然是“帮助蒋介石竞选总统”了。他反复解释：我绝对没有帮蒋介石，我认识蒋中正是老几呢？所张罗的仅是竞选县“国大代表”。甄办他的人可不听那一套，蒋介石当时就是通过竞选当上了总统，你忙活这些就是实助老蒋，便是与人民为敌。于是这就这样被投入了监狱，一呆就是八年。未过门的媳妇立马也嫁了别人。

后来刑满释放，新政府考虑到他还有些文化水儿，便让其到一处偏僻的乡村小学教书，总算生活上有了保障，但亲友们都避他不及。他也很识时务，一概不联系人家了，慢慢地就变成了“孤家寡人”。

转眼“文革”到了，他又被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再次判刑，坐牢十载，罪名依然是“帮助蒋介石竞选总统”，一直到1978年才获得自由。因此时拨乱反正了，他的案子被列为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其时因他年纪大，按国家职工待遇办了退休，不久又在一家工厂“补差”、烧茶炉，单身一人住在厂里至今。

老同学盘桓岛城数日，叙旧访故，离别前家父为他举宴饯行，也让我作陪。虽然杜老的牙已全掉光了，嘴窝腮帮深陷，但那坚韧的牙床和吓人的饭量，却使人惊叹不已，包括炒鱿鱼这样的极费齿啮的菜肴，一律来者不拒，大啖猛咽。坐在旁边的家父，却因罹有糖尿病、冠心症等，多一口都不敢吃。家母还悄悄告诉我，老同窗不但食欲旺盛，睡得也香，晚上鼾声如雷，一觉到天明不起夜。而家父则因医教研工作繁重，打中年起睡眠就差，夜尿频繁，时而要靠镇静剂方能寐。

此刻坐在副陪位置上的我，旁观着这位旧识贵客，外貌上要比我爸苍老两旬不止，这无疑是沧桑坎坷的磨难所刻下的痕迹。杜老一边深情地叙说着一些陈年往事，一边只顾埋头苦吃，这一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令人唏嘘。

他返回了原处以后，不时地与家父通信联络。过了一些时日，我出差公干正好路过他的县城，因有专车，父亲就让我拐个弯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学友，顺便带上一些生活用品给他。待俺的车子驶入工厂大门时，传达室的人告诉正打听的我说：杜宜生已经“走了”一阵子了，有一天晚上大概是脑溢血或者心脏病发作了，反正是个急症，没有人知道；直待次日清早茶炉的哨音没有像往常那样响起来，大伙儿觉得奇怪，等砸开门看时，人早就不行了。

我打电话告诉了老父这一消息。一阵沉默之后，高堂缓缓地喟叹：像他这样，无儿无女的，也算是个“好结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