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于2003年12月底正式拉开序幕，到奥运倒计时一百天来临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承办北京奥运会比赛的场馆已全部按期投入使用。许多场馆并开始有限制地向公众和各国媒体开放。这也意味着，公众和媒体对这些建筑的评头品足开始进入一个热潮。尤其是海外媒体，不仅从建筑学，体育学、文化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角度评论，还带上了政治性的解读；他们的评论，也不限于奥运场馆建建筑，还包括了对整个北京围绕着迎接奥运而展开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尤其是那些奥运会重点工程的进行评论。

近日，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长篇文章，对北京因奥运而兴起的“现代主义”建筑热及其含义进行了评论。这篇文章题为“看看新的中国–变化中的北京面貌”（In Changing Face of Beijing， a Look at the New China），是纽约时报的首席建筑专家和评论家尼克莱.欧罗索夫（Nicolai Ouroussoff）撰写的。对世界各国的建筑作过许多研究和点评的欧罗索夫，首先将视线投到人们从海外一进北京就看到的一座奥运会重点工程建筑和城市景观谈起。

他写道，如果说，西方国家的人抵达北京，走出飞机来到新的国际机场航站楼（候机楼）的那一刻，感到头晕目眩和迷惘，那是情有可原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看到这个新机场的宏伟壮观，而且是因为会有一种不可逃避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正在穿过一个入口来到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急剧变化而让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世界。

这种感觉，就好比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叫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的维亚纳设计师从蒸汽轮船踏上纽约码头那一刻，面对眼前情景时的感觉一样：跨过门槛，迈进到了未来，他在那一刻意识到，欧洲文明已经过时。

北京这座崭新的、富丽堂皇的航站楼是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它和北京其他一些新地标式的建筑一起组成一份了不起的名单：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的的蛋型国家大剧院；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的国家体育场，即众所周知的“鸟巢”；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国家游泳中心，有着如海绵枕头般柔软的和半透明的外观；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CCTV）总部，其倾斜交错的外形，是近些年来最富有想象力的建筑艺术之一。

评论家们都不断地把这些具有高知名度的项目，描述成中国雄心勃勃地表达其萌发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方式。然而，这些中国的新建筑不仅仅是是国家力量的直露表达，而且，他们就像16世纪的罗马或19世纪的巴黎的纪念碑式的伟大建筑那样，正发散出一种光环，这是一种伴随着经济影响力而生的智力萌发的光环。

欧罗索夫认为，每一座建设，都以自己的方式体现出，在全新的中国，在对公共空间含义上的激烈争斗。尽管这些建筑规模巨大，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同时，他们还反映了中国体现一种新兴的国家认同感的努力。

福斯特先生设计的这个全球最大的航站楼，是中国拥抱现代化思潮的最纯粹的表现。它的形状好像一条巨龙，屋顶像两个飞去来器一样分布两边。然而这一结构最先是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Tempelhof）机场展现的，该机场作为作为一扇通向新欧洲的大门，是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30年代所构想的航空旅行的一座丰碑。北京新机场和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流动的社会一部分的体现，从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到巴黎的火车站大厅，也都是流动社会的见证物之一。

就象滕珀尔霍夫机场一样，北京的这个新航站楼拥有宽敞的大厅，同时也有令人惊讶的内部空间，其魅力足以让航空旅行者们回味。但是福斯特先生把流动性的理念发挥到了新的极致。由新航站楼内的天花板上的闪烁灯光作为指引，刚到达的旅行者走上具有滑行步道的地板，穿过人行天桥，涌向电梯大厅。从那里，这个人流通过由各条马路，火车，地铁，运河和公园等组成的网络，分流到北京市的各个角落。

自从北京在7年前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以来，这个延伸各地的交通网络已经完全重塑了北京。当我们相信科技能带给人类的指望，似乎是无止境之际，我们不能不想到了上个世纪中叶，美国的大量公共工程项目的情景。谁会想到，后来美国人在面对卡特里娜飓风后的新奥尔重建之路时，这个信念会崩溃，而与此同时，公共工程项目之梦却以比奥尔良大10倍的规模在21世纪的中国重现。

欧罗索夫笔锋一转地写道，然而，当人们从机场出来以后，他们惊叹于中国转型变化的那种感受，很容易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变成泄气。马路两旁，是一个个平庸丑陋的新高楼的景观。很多高楼群都是建有大门的封闭型小区，反映出穷人与富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尽管这些建筑大部分是在奥运的筹备阶段建造的，但低劣的建筑质量让它们看上去很老旧，好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这是中国拥抱现代主义的另一面：类似于二战后的年代，欧美现代主义运动的那种从零开始的白板规划（tabula rasa planning）。中国的建筑实验，是充满希望和也饱含痛苦。在这里，什么都能看到，从幻想的乌托邦胜利，到对个体生命的漠视的表现形式，似乎一切皆在。

这些紧张不安和矛盾的结合，在安德鲁设计的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也有所体现。这个大剧院的顶部是一个椭圆型的钛-玻璃的穹顶，四边环绕着一个浅水池，可见大剧院的倒影。这个剧院矗立在以天安门为界划分东西方向的长安街边。

沿着长安街两旁，与国家大剧院并列的，是很多作为社会主义标志性的建筑、在中国国庆10周年时建造的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自从三十年前在故宫的对面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以来，大剧院是建在这个历史核心意义的地区的少数几个主要的文化标志性建筑之一。

最近在北京喝了太多的咖啡以后，安德鲁先生把这个大剧院描述为是“向普通公众开放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安德鲁先生说。“这是一个您不能触摸的建筑。我不想去掉这里的神秘感。你从大街可以穿过树木一直走到水池子边。但是你还可以穿过它。我希望人们能了解这个为他们而建的。”

然而，欧罗索夫的文章说，这座布局对称和浑然一体的体积庞大的建筑却招致了另外的解释。批评者指出，大剧院被环绕的倒影水池构成的孤立感，因入口的设计而得到强化：来访者必须走下一个宏大的楼梯深入地下，穿过水池，然后才重新进入巨大的圆屋顶。这就使得这个剧院好像是通过一个巨大的脐带似的通道和城市连接起来一样。

还有更多的困扰。在入口处，一位叫严孟（YanMeng，音译）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和在北京长大的建筑师，向欧罗索夫说了另一类的比较。他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天安门广场在很多方面是北京的社会心脏，“那时车很少，很容易进广场，”他说，如果在下午我们开车穿过广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打牌和玩风筝。”

自从1989以后，这里添加了步行栅栏。如今，民众只有穿越有保安人员巡逻的地下通道，才能到达广场。那里有一种恐惧和灰暗的感觉。而你一走出通道，进入广场，那感觉又好像进入了一个旅游区一样：那里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买卖各种廉价的纪念品。

严先生认为，国家大剧院的迂回进入，是1989年后，对公众生活的强制措施的一种回声。他说：“天安门广场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的了，它是被控制的了。”

在点评了北京的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国家大剧院后，欧罗索夫又写道，这些体现中国国家崛起的地位和形象的最强势的建筑象征，人们可以从中解读到，它所反映出的更富启发意义的发展，展示中国在走向一个更开明的未来。中国人了解自身，他们在社会发展可能性的边缘进行着探索。他们在探索各种可能性。在做力所能及的推进。

奥运会体育馆和国家游泳中心位于沿中轴线的市中心以北10英里处，这种位置使得这些建筑和故宫以及毛主席纪念堂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这两个体育场馆中，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所设计的奥运体育馆被更多地关注，也是奥运会更加著名的标志。这个巨大的椭圆形的建筑由一些网状格子的钢条紧紧包裹着。

这些钢条扭曲交织而上旋，就象一个巨大的公众雕塑品。他们向外扩张的形状使人强烈感受到其内在的活力。当这个建筑是空的时候，这种感觉被奇怪地放大，就好象是在期待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焦虑不安一样。

欧罗索夫写道，然而，关于这座体育馆未来命运的争论，让人强烈感受到对新中国未来如何定义的关注程度。这个体育馆位于一个面积广阔的公园的中央，公园四周有一排排的住宅高楼环绕着。体育馆的设计者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穆希望，奥运会后这座建筑变为一个巨大的公众平台和社区的视觉标志物。

政府倾向于建立一个围栏把体育馆围起来，如果是这样，这个体育馆最有吸引力的功能-像公园一样对外开放-将被消除。而当地的开发商的建议是在体育馆的一端建一个地下商场，这更是违背了该建筑设计的公众精神。

政府希望建一个栅栏把它围起来，这样可以消除也许是它最吸引人的类似于事情。当地开发者曾经希望在一端建立一个地下商场，这更加违背了设计者的公众性的精神。

“这个建筑是为开放而建的，”雅克赫尔佐格先生说，“这是一件公众性的雕塑。”但是作为建筑师，他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未来的处理带有一些灵活性。“即使他们建了一个栅栏，将来总有一天也会拆除的，”他满怀希望地说道。

库哈斯先生设计中央电视台（CCTV）总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个国家电视职权中心大楼位于北京的新商业区以南几英里处。关于这个建筑，有个长期以来在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对让公众接近。困扰设计者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人曾经威胁说，要关闭两条穿过这个地点的道路，而这个巨大的大楼也只限电视台内部的人员出入。

如今，尽管离完工还有一年， CCTV大楼已经在全球倍受关注，其中不乏争议性的意见。有些人谴责库哈斯先生接受这个建筑的设计任务，把库哈斯先生的行动比做1931-1933年斯大林时代竞标苏维埃广场。他们批评说，就本质而言，库哈斯是在为一个巨大的宣传机器设计了一个纪念碑。

尽管如此，该项目对所有那些期望看到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应当是什么样的人来说，还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库哈斯先生像赫尔佐克先生和德德隆先生一样，是同一代建筑师，年龄都在50多或60出头。他们早期的职业生涯，把他们塑造成为现代主义主流的压迫性纯粹主义的对立面的设计师。他们设计上的传统的非对称形式，打破了运动的单一化，为社会的被遗弃者和不适应者腾出空间。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整他们过去的说法，以面对包括政府部门和跨国公司这样的客户。

库哈斯先生在设计CCTV总部新大楼时，一开始就去掉任何可以从外部看到人的痕迹，这个设计没有传统的窗户，也没有明显的楼层划分标记。这些形式完全颠覆人们对这座建筑物的视觉，使得它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就好像它在横冲直撞，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又向人们压下来。

结果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清楚把握这座建筑的规模大小。从周围的大楼看过去，从某个角度看，这座建筑好像缩小成一个儿童的玩具；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好像在施展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的应变力，象要努力支撑住上面的悬臂式楼层的巨大重量。

欧罗索夫指出，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库哈斯先生要努力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灵活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探索以建筑作为一种桥梁，来建立平凡个体生命与和社会变革潮流之间联系的方式。他所要表达的权力图像，是有所指但又含糊不清的：它有时是强硬的，有时又是胆怯的和退缩的。这座大厦的不稳定的形状，就象在表现一种当实行某种中央集权时，所产生的集体焦虑感。

他在这座建筑的设计中，划出宽阔的空间，来作为社会交流场所。建筑的内部空间，是构想成一个环状的公众活动区，这里有咖啡厅，有观景台，有回廊，这个长廊从大厦结构的一条支撑腿连接到另一条支撑腿，再连接到一个地铁站。

库哈斯先生作为建筑师，是看了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分界线，那往往是一个活跃的争论战场。至于这条分界线怎么划，会随着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演进，而不断变化和调整。不过，作为建筑师，他不能决定中央电视台的开放程度，那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电视台的高层领导决定的事情。

未来向何方，还要走着瞧。数百年来，建筑师们无不渴望创造能够启发或者传承人类文明的杰作，但是人们看到的，这仍然只是孤立的辉煌，这类辉煌很少对社会有多大影响，在中国，情况也是一样。

但是，欧罗索夫在文章最后写道，毫无疑问，北京，在可见的未来，作为建筑师理念的伟大实验室，它的作用还将持续，不知西方国家会否急起直追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