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学校轶事

奥德蕾・朗宁・托平 著
雷声 林子 译

作者奥德蕾・朗宁・托平（Audrey Ronning Topping）

后来切斯特写道：”我们很少被他们看成是外国人。我们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说一样的话。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和中国人之间，除了肤色、头发和眼睛之外，还存在着差别。”

图为作者奥德蕾・朗宁・托平近年在中国。

“普通人的教育，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郝沃尔 N. 朗宁. 中国襄樊. 1893（清朝）

在古代中国的许多世纪里，那些备享尊荣的职位总是被有学识的人士所占据。朝廷的幕僚们是从全国最有才华的学者们中间选出。只有极少数的科举学人，在通过连续三日疲劳不堪的儒学考试之后，才会成为朝廷的命官。但是，这种官僚精英遴选制度，把普通的中国孩子们排除在教育的大门之外。中国的女孩们就更加与机会无缘。今天，当中国迈向现代化时，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男女学生，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里读书。下面我要讲的，是3个美国传教士一个世纪前在中国办学的故事。他们在中国的腹地建起了一座红房子，为当地的中国儿童提供教育，而不论其性别和社会地位如何。

1891年，也是清王朝覆亡之前的20年。我的祖父母在中华帝国的中央地区，建起了一座美国式的“红色小学堂”。 这是在中国内陆地区，第一所欢迎每一个孩子入学的学校。郝沃尔・朗宁牧师和他的妻子汉娜・若仁姆・朗宁，以及他的姊妹蒂娅一起创办了这所学校。他们是湖北省襄樊市路德基督教教区的传教士。他们在建立起教堂以后，又建造了学校。“我们热诚地相信，所有的中国儿童都应该享有接受心智和精神方面的启蒙教育的机会，”我的祖父在写给明尼苏达州他的兄弟尼斯的信中说，“学校正如教堂一样重要。”

作为教堂主事的朗宁牧师，在十来个中国工匠的帮助下，盖起了一座红色的洋学堂。这座砖砌建筑物，屋顶上挂着一个青铜的铃铛，发出悦耳的音乐“叮咚，叮咚………” 学校里有一个房间是6岁以上男生的教室, 由郝尔沃自己任教。另一间是女生教室，由汉娜和蒂娅任教。“我们不久就发现，”我的爷爷写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图为作者提供的其祖父留藏的珍贵照片，系100年之前的1902合影于中国。左一为作者的父亲， 左二为作者的奶奶，右二为作者的祖父。从左至右，Chester, Hannah, Almah, Rev. Ronning & Nelius。（Audrey Ronning Topping特别提供，星星生活独家图片）

1894年，当腊月梅花报春的时节来临时，这几位传教士在城里的布告栏里贴出了招生启示，宣布不论性别和身份，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免费入学。教会将为学生提供书本和文具。这对于当地士绅们来说，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女孩子上学，是前所未闻的事情。而且，按照传统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才有机会上学。为了获得成功，学校选择第9个月第9天的黄道吉日开学。传教士们邀请了地方官员们和豪绅们，来校参加茶话会。在会上朗宁牧师解释说，学校里的读和写，按照先中文后英文的次序教学。他指出，孔子学说所建立的教育体系，具有一些优点，曾被人们推崇备至。但是，在儒家教育体系中，通常 一家只有一个男孩，或一村只有一个男孩被允许上学。而本校却接受所有的孩子，不论男女和贫富，一视同仁。汉娜和蒂娅讲解说，她们希望恢复中国妇女在大唐盛世时期所享受的，同男子一样的教育机会。“那些社会名流们，”郝尔沃后来写道，“心不在焉地听讲，反应相当冷淡，似乎在掩饰他们这些中国最有雅量的绅士们的内心感受。”此后不久，他就领教了他们的真实感受了。

1894年9月9日凌晨6时，朗宁牧师穿一件黑色的学者长袍，它裁剪得正合他的魁伟身材。然后，又仔细地在他的红棕色头发上面，戴上一顶挂着黑色长辫子的瓜皮帽，就朝他的新学堂迈步走去。

那时，朗宁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名叫尼勒斯，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同时，他们过继了一个10岁的中国儿子，名叫彼得。他是我爷爷从当地监牢里救出来的。 彼得因为饥饿偷东西吃而被捉坐牢。我爷爷硬是把不情愿的彼得，连拉带拽地弄到学校里。这一天，并不是我爷爷所预想的那样成功。

“当我来到学校时，”爷爷写道，“我发现只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儿坐在台阶上。全班就一个学生！算上彼得是两个。不过，我还是热情地欢迎那个小孩。然后我开始讲课，如同面对满屋子人讲课一样。这两个学生好像对上课喜欢得不得了呢。

Halvor Ronning（右一）和他红房子学校的学生

第二天，这个男孩(我后来知道他是我们忠实的看门人的侄子)带了他的一个朋友过来。他的朋友看起来非常肮脏，而且还很害怕的样子，我不禁笑出声来，但我马上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他哭着跑掉了，彼得不得不去把他拉回来。现在我们有了3个学生了，我教给他们怎样数数，这些男孩子们学得很快。他们对自己的进步很自豪，还答应我说要帮我去做宣传。接下来的一天，这里就有5个人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进步，不是吗？

“男孩子们每天大约早晨6点钟来到学校，中午回家，然后3点钟回校一直读到天黑。所有的孩子都在朗读时放开最大嗓门，就好像古代挪威人大声念书一样。这种大叫大嚷的念书声，吵得你几乎不能走近教室。不久以后我们就得采用更加现代的教学方法来教课了。”

当郝沃尔这边的功课有所起色的时候，汉娜与蒂娅的情况却令人沮丧。尽管他们努力宣传，第一天没有一个小女孩出现。显然，襄樊的人们已经被女孩子可以读书这个想法吓坏了。这也是不奇怪的。自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来，中国的圣人们开始传授“女人天生低人一等”的理论。他们不断强调让妇女受教育和让她们有这种自由的危险。从两句古代的俗语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妇女的看法：“任何麻烦事的根源是女人”和“如果女人读书，那么男人做什么？”

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被灌输的都是这种思想，所以祖父他们难以招到女学生也不足为奇。何况在中国内陆，习俗对妇女的制约力量比沿海城市更加严厉。不过，乞丐、仆人和贫农等底层妇女，通常比上层社会的妇女有更多的自由。一个妇女不敢冒险独自一人上街，因为这可能就是她被丈夫休弃的原因。如果她有什么事情一定要上街的话，她必须骑一头骡子，或者坐轿子，轿子前面是有帘子遮着的，有两个人抬轿，抬轿人要把她的行踪向他们的主人汇报。如果她与她的丈夫一起走路的话，她必须得跟在丈夫后面，离开三步的距离。

第一个来学校上课的女孩不是一个大家闺秀。她是汉娜与蒂娅从奴隶市场用几个银元买回来的。她只有10岁，已经缠脚了。这很奇怪，因为只有上层社会人家才会给自己的女孩子缠脚。仆人与贫苦的农民需要让女孩子参加劳动，所以不会让她们绑脚。那个女孩说她是被人拐卖的，因为害怕和脚痛，她显得有些歇斯底里。

在教会里，汉娜和蒂娅帮女孩放掉缠脚布。这条污秽不堪的东西足足有好几码长。那孩子的脚被捆绑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拆开它时使她疼痛难忍。她大喊大叫，痛不欲生。突然，鲜血哗哗地涌流出来，一直流到脚趾头。她们在桶里倒入温水，又在她的脚上涂抹止痛膏，把女孩的脚放进桶里。那孩子舒了一口气。但汉娜与蒂娅至此却已经惊呆了。“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所谓‘残脚’”。汉娜在给明尼苏达州法波特市教会总部写信的时候这样说。在信中她要求总部拨款筹建一家医院。

“那气味是如此难闻，但我们尽量不去理会它。她可怜的脚被强迫和腿一样向下生长，脚趾头被折起来贴在脚跟上。大脚趾盖在其他的脚趾上面。绷带是用相当大的力气残忍地绑上去的。那孩子的脚是青色的，皮肤已被撕裂，皱褶在一起，血液循环系统已经完全被切断了。幸运的是，这女孩的骨头还很年轻，很软。所以她还没有变成永久性的瘸脚。

“这一定是人类最残忍的习俗了：母亲睡觉的时候旁边放着棍子。如果女儿因为疼痛而呻吟，吵到家里其他人的话,她就用这棍子打她的孩子。如果这样还不管用，她们就把女儿关到门外的小屋里。疼痛太厉害的时候, 妈妈们还会给女儿吸鸦片来止痛。据说三年后就不会再疼了，但是很多女孩等不到三年就患上坏疽软组织坏死病或者休克而死亡。有些女孩疯了，还有些抽鸦片上了瘾。就算她们幸运熬过了三年，也免不了终生残废的命运。她们不能运动，因为她们只能用脚跟配合僵硬的膝盖走路。她们的脚不会有一只小手那么宽，小腿的肌肉也不再发育，因此变得像一支扫帚柄那么细。小腿皮肤松弛的耷拉下来。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的小女孩不用再承受这些痛苦了。她会很快恢复健康，而我们会尽全力让她在这个学校里接受最好的教育。郝沃尔给这孩子做了洗礼，我们给她取名叫萨拉。”

1963：中国木帆船图片（奥德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