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星学）“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1977年的12月9号，我参加了国家停办11年后首次复常的高考，它的结果大大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道。

此后每逢到了冰天雪地的岁尾，风刀霜剑严相逼下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初坐进大考考场的情形，它总使得我备生融融温馨之意，在瑟瑟之中浮起生活的希冀与盼望，也教我在面对人生无常变幻时，抖擞起精神，斗志昂扬地去对应。

众所周知，大陆的全国统一高等院校入学考试（高考），自1952年起向来都是安排在每年夏天的流火七月，有点近乎延续古代科举的“秋闱”时制，唯有1977年的那一次例外，是在冬季仓促举行的。这是出自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所致。

之前的十年动乱，荡涤了统考这一人才选拔的“祖制”；到了七十年代初期，部分大学恢复招生，却不通过考试甄选，而是自工人、农民、士兵中由其领导“推荐”入校，不管其人的教育程度原是小学还是初中如何，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更因此而后门洞开，但凡有点法权的及其幕后交易者们，大受其益，普通老百姓则惟有日益不满的份儿。

四人帮被黜、邓小平复出后，开始着手解决文革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百废待兴的头一举措，便是回炉旧制，让广大知识青年平等地有机会出头上大学。据说邓公意志坚毅，等不及来年暑期这老皇历按部就班，果断决意破例冬季“赶考”，春节之后立马开学。生源仍算是头一年份的，是为“七七年级”，简称“七七级”。

于是，1977年10月21日，人们终于从喇叭里听到了翘望已久的全国统考招生的正式宣布，日子是12月9、10号。人们奔走相告，举子摩拳擦掌，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考试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文化、学术本身的涵义，也盖过了历届所有高考的社会意义，它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向现代化急行军的号角，至今仍余音绕梁。以至于前些时候有部电影问世专门纪念之，唤作《高考1977》，拍得不俗，主演孙海英这个一向被誉为银屏硬汉的老明星，在该片的新闻发布会上话说剧情至伤心处，竟失声哭得一蹋糊涂。

作为当时亲身经历的当事人，我自不乏深深的同感，那实在不是一次关乎功名仕途的常规“闱墨”，而是一场决定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较量、成败在此一举的生死博弈。

记得我的考场是在一所中学校里，我骑着单车赴会，不少都是步行而来，抓取这苦等了十几年、备战了四十天的关键机会和时刻。远远就听到喇叭里播放的激昂歌曲声，校门口红旗飘飘，彩旌猎猎，“实现四化”等标语口号贴在两旁的围墙上，激动人心越加跳快起来。没有来送行的人群围堵，只有好奇看热闹的些人远窥着和轻装简从面色凝重的赶考者。戴着红袖章的执勤人员挨肩站成两排，考生从他们夹道中依次进入，查对准考证、放行。校园里面的气氛也挺紧张，考生们或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嘀咕、寒暄着，或独立寒树下默记背诵、临阵磨最后一枪，均在等待着上场厮杀，扭转自己的命运。

全校三十几个教室，每间能装五十个人，个个清氛冷围，没有火炉，更甭提暖气，这在当时的北方是自然的。人人吐着白色的口气，有人戴露指尖的毛线手套保暖作题的，我则是“赤手大仙”，不时地呵呵嘴气暖手而已。中学毕业后干了三年搬运工，已经练就了劳动人民的钢筋铁骨，但摆弄起这绣花针似的的笔杆子，也还是不算拙的。教室的黑板上大字写着“考生须知”，桌上除了笔、橡皮、尺子以外，不让放任何东西，草稿纸也是发下的，跟考卷一样，只准写准考证号码而不允写名字，最后一同上交。

头个上阵的科目是语文，这是自己的强项。原本曾打算报考文史哲。可是老父坚持要我习医，他担心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文人墨客总是首当其冲，随时有“文字狱”灭顶之灾。而医学是门技艺，没有政治风险，什么朝代都有用场。我便顺从之，投考属于理科的医门。今番先挑战语文，大概可以旗开得胜，提气鼓劲，乘胜追击，打好后面的硬仗。

我打开卷子看时，题分为三个部分：一些名词的解释；标点古文《鹬蚌相争》的段落、符号，再译成现代汉语；作文《难忘的一天》。我心中一阵暗喜，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呵成了前面的，然后根据心中的感动，花一个半钟头写出了以今日的高考为主题的作文，顺利离场。

以为首战告捷的我，出来后才知道，考理科的只写作文即可，考文科的才需三项全答。当时我觉得太容易而喜极，竟然没有注意到括号里的这条重要的说明细则。这倒无所谓了，反正没耽搁了我的作文呗。倒是回家后，妈妈感觉我的选题似乎有些偏了：今天的会试属于“正在进行时”，应该要写的是“过去完成时”之事。爸爸则给我打气说：无关大局，只要政治方向不错，文笔言辞好就行。

下午两个半小时考理化，乘上午的开门红，我信心十足。题量虽然很大，有的题套题、呈连环式的，就耐心地攻克，时间不够了，最后只能丢卒保车。

空着那道“草木灰的分子式及主要成分”–谁也没料到这“农业学大寨”似的命题，还会出现在“极左”垮台后所出的试题中。也没有去啃“电子技术发射极”这物理“硬骨头”。还放弃了一道“实验室制氧的步骤”怪题。力求现有做出来的答案正确，基本分便保障了。

考毕，操场上人流中一派“草木灰”、“发射极”之声，看来皆栽在这几个偏题上了。我估摸着自己能拿八十分以上，也就不在意这小失利了，以不影响情绪。

傍晚，一直焦虑等着我考讯的二老，特地给我开小灶：炒了个鸡蛋，打开了一筒午餐肉罐头，犒劳儿子。这在那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清贫年代、见天粗饭淡菜的俺家，已经是很丰盛的晚餐了。叫我更加决心考好，一慰可怜天下父母心，二不愧对这顿昂贵的佳肴。

第二天上午考政治，这对于在文革大熔炉里炼成的学子们来说，并不算难。六道题中有两道我曾经复习过，默写上标准腹稿即可。余下的无现成答案，就靠平素的积累发挥了，自觉满意。头一回还不到点就提前退堂了。

下午是数学压轴，两个小时，满满几大张题纸，我基本上都会，快中有慢地答着，没啥可推敲润色的。眼的余光见监考人老是站在身后看我做，不时地递过来演算纸。最后我尚有闲暇检查纰漏，按点结束交卷出场。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大考终于结束了。这时监考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考得不错嘛”，溜达着纵观整个考室的人撂下这句话，叫我的心里初步有了点数。

离开“贡院”回家的路上，轻松的心情和飞掠过的景物，把我的思绪拽回了若干年前。我实在是佩服父亲母亲：自己的启蒙受教期全程都葬在不学无术的闹革命里了，校园哪还有教与学？高堂硬是逼着孩子在家中自学，后又力纠我的重文轻理倾向，全面发展以图更多的机遇选项。而其时渺无烟痕的契机，时隔了若干年后才倏地降临，以致今日我能随手及时捕捉住它，全仗过去的老底和积淀了。进了家门，我向翘首盼归的爹娘汇报着考情，同时感激着他们当年的教诲，老人的脸上泛起了欣慰、满足的笑容。

接下来就是煎熬地巴望着放榜。其间我获悉自个作文题目确属不切题：听参加阅卷回来的老师讲，上面硬性规定了“难忘的一天”必须是打倒四人帮、毛、周逝世等内容，依旧突出政治。所以未在这之中选择的，通通先扣掉比例不小的跑题分，无论其文有多妙。

看来我以为最能拿分的“拳头产品”竟丢了不该失的分，始料不及，沮丧不已。卅年后的现在，瞧着这等规定，未免有些滑稽可笑，但在那个大气候下却是极其严肃的思想认识问题。

三星期之后，悬心落了地：我从单位里接获了入学查体的通知，它意味着自己过杠了，欣喜若狂。但是该年有令不公布分数，考生只在家等候录取消息，故只能盲目却又不安的乐观着。

又一周后，发给了我《选拔学生登记表》，在不晓得自己考分的情况下填写志愿。这也是该年高考的一桩怪事，报考颇带赌的性质。我又听从了父母之言，不敢好高骛远，务实地选择了家门口上、32年前父亲就读过的医学院作为第一志向。

2月20号，邮差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首选的学府。十天以后便开学，一介不为人识的毛头青工，变成了众人瞩目的天之骄子，速战速决地完成了身份地位的升华。

进校以后，我藉着“学习委员”的职务之便，从教务处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底细：总分高出录取线80多而前茅胜出。而是年的高考，是全国历届统考淘汰率最大、录取率最低的一次，可以说是华夏科举史上空前绝后了。

我始终没能打探出自个的分科成绩来，究竟语文失了多少分不得而知，仍耿耿于怀“倘若切了题，总分定会更高”。不过已经无所谓了，再高也还是进这所学校，它不过是块敲门砖而已，既然已经打开了翰林院门，再看的就是之后的新造化了。

回顾个人高考的这微波细浪，映出的却是其时的历史动向。温故是为知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每逢这一时节辄倍加思绪联翩。联考带来的转运，让我脱俗换儒、一路春风得意直至出洋欧美周游列国，这是以前连梦都梦不到的。

而廿年后，我的人生旅途又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申请技术移民加拿大。像所有憧憬“淘金”的国人一样，在所填写的自身评估表格上，合格者的分数打得都不低，相当于又成功地通过了一次会考，还是中西合璧的，从此叩开了艰涩的洋域大门，开始了全新的异域生活。

心存感谢父母的教育之恩，感恩上帝的祝福引领，埋头付出回馈帮助我的社会，你我就会有信心、笃定“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时，必如当初“金榜题名”、傲入大学殿堂一样地荣光，没有辜负父老亲人的一片苦心和期望，灿烂地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