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连鹏）在郭德纲徒弟打北京电视台记者事件后，起初舆论似乎一边倒地反对郭德纲。网民对郭德纲身为公众人物，缺乏道歉意识、并涉及侮辱他人的行为，感到气愤和难以理解。

事情很快就悄悄起了变化。随着郭德纲书籍和音像制品在北京等城市全部下架、德云社几家小剧场全部停演“自查”、由郭德纲担任主持的节目将停播停录、有传言说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吊销德云社演出许可证，市税务局派出的稽查组同时进驻德云社……终于，一夜之间，郭德纲成为了“三俗”的最典型代表。

公权力的强势介入，舆论又一边倒地开始同情郭德纲，认为媒体抹黑，认为公权力不应介入并封杀和围剿。一切的一切，让事情变了味道，这不再是郭德纲VS北京电视台了，已经成为网络和民间力量VS公权力的纷争了。尤其是封杀就封杀了，但一些媒体，开始非常“有默契”地拼命深挖郭德纲的私德，想找出他三俗的证据，又是勾引女观众被砍又是涉嫌欺诈，不免给外界一种卖力扣屎盆子，并落井下石拼命抹黑的印象。

与公权力相比，作为艺人的郭德纲本就代表着弱势，大众对他充满同情也可以理解，况且在唐骏的假学历、禹晋永的大忽悠等一些具有巨大社会争议的事件中，相关单位所代表的公权力都失声和失影了，给大家留下骗子可以横行的印象，这也让大众对公权力不免有些抵制和不满。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正是有关部门，拯救了郭德纲，让他从一个道德上有缺失、缺乏公关意识的艺人，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被同情的落难英雄，也成为了某种符号和某种精神。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提倡的文化领域“抵制三俗（庸俗、低俗、媚俗）”运动是有必要的，意义也是深远的。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中国的社会风气恶化，一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恶意炒作低俗内容，为了金钱和利益而放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德。

不过，我更认为，抵制三俗更应该靠规章和法制，而轰轰烈烈的“运动式”专项治理未必能解决问题，触及低俗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因素，它或许只能成为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手段。而且，从此前种种例子看，中央的精神到了地方总是会变了味道。比如最近的“领导下井”政策，中央的决策足以证明国家对矿工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但地方的执行却总有偏差。胡锦涛的精神本是“抵制”三俗，但到了地方上，是否会被官员“过度发挥”？是否会被地方部门拿来“泄私愤”？是否会被地方官员做捞取政绩的工具呢？

导致社会道德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利益的双重诱惑。拿《非诚勿扰》这一极具争议的征婚类电视节目举例。我并不认为炒作拜金主义有错，它毕竟展示了真实的社会问题。但其中涉嫌的赤裸裸歧视和造假，则是不应被支持的。但即使该节目再有问题，也不应该靠广电总局的禁令去整饬，而是应该靠行业自律，和相关负责机构制定详细的规则去进行有效的监管（须由专门的、专业的机构和人士来完成，不能随意操作），比如，制定电视分级制度。只有依靠严密的制度，加上执行的公平和公正，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电视媒体的低俗化趋势。相关部门“禁令”的做法总给外界予“无规执法”、凭“长官意志”执法的死板印象。

对于低俗问题，其实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国度，往往有不同的标准。但低俗与否，不是看其品味或影响，而是看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否存在歧视、是否对不同族群造成心理伤害和尊严受损。美国和加拿大这些移民国家，虽然提倡言论自由，但对于涉及侮辱他人信仰、侮辱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的言论，一律采取零容忍态度。

80年代，邓丽君曾被划成“低俗”。结果最后 “低俗”的人都成了她的歌迷。如何判定是否低俗，应该靠一套完整的机制，尽量体现整个社会不同的声音，做客观评判。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敢问我们中的哪个人，敢说自己最高尚，有权评定别人低俗与否呢？

有学习法律的网友说：法律是对重要社会关系的人、事件、行为进行规范的标准文本。一个事件中的人，会与对方及社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如有纠纷，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主体，依照法律规定主张权利、履行义务，就能把失常的秩序进行恢复。

所以，对待三俗问题应该持有的态度是：让法律规法律，道德归道德，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各个组织健康的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