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姚昉）有些人乐观处世，对生活给予他的一切深深感恩。有些人整天抱怨，好像命运总是亏欠了他点什么。

差异从何而来呢？我想，或许是这两种人的要求不同，心理自然难以取得平衡的缘故。例如秦始皇梦寐以求的是长生不老，当他这个要求无法实现时，他的心情怎么可能好得起来呢？崇拜秦始皇的人虽然没去寻找不死之药，但他希望成为改造世界的霸主，不惜牺牲千万生灵以求一将功成，最后留给人们，留给历史的又是些什么呢？想要什么和得到什么不可能完全一致，于是，主客观之间的矛盾便无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十多年前，和我同时申请赴加签证的一位七旬老妪是我的远房亲戚。她有一个女儿在多伦多，一个儿子在上海。她执意赴加的理由是“我花了好多心血把女儿送出国去，到头来自己却连一次国也没出过，冤不冤？”老人的这个愿望可以理解，活了七十多年，在国内，该尝的苦也都尝过了，已活到这把年纪，若能走出国门去看看，才算是不枉此生。

为了签证体检，儿子特地请了假，把她背上出租车送到指定的医院。他还千方百计走通了医院的后门，在呼吸试验的那个栏里划上个勾。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做个体检会如此麻烦，问了她的儿子才知道：原来，不要说她通不过呼吸器的测试，就连独立外出也不行，必须有人陪伴在旁。

“难道她整天都关在家里吗？”

“是啊，除了那间房，那张床，她和这个世界完全没有任何接触。”

“那她为什么还要去加拿大呢？无非就是换间房，换张床而已喽？”

“我也不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

签证最后没有批下来。半年后，在她还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之前，她走了——不是到加拿大，而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临走之前，她埋怨儿子没有抓紧为她办理出国手续，我却觉得：他儿子已经做了很多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只是为了满足母亲盼望的那个毫无价值的出国要求而已。

我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在教堂里遇到一位也是从上海来的陆女士。她说：自己在一个托儿所当老师。听过她刚才唱的那首英语歌曲，我确信她的语言能力肯定没有问题。但面对一群可能很不听话的孩子，我不知道她是否感到非常头痛。

“不，孩子们挺可爱，使我感到头痛的不是孩子，而是……”

从她略带犹豫的眼神里，我发现在她心里有点异样的东西。好奇心促使我不顾礼貌，追问下去：“而是什么？”

她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出了隐藏在“而是”后面的内情。

那家托儿所地处华人聚居的地区。为了便于和家长沟通，他们特地邀请了两个华裔老师：一个是她，另一个是从香港移民来的。一年多来，白人老师对他的工作极其满意，关系也处理得极其融洽。在某次闲谈中，白人问起：“你们两位的能力都很强，但有一点使人不解：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你俩从不交谈？”

那位香港同胞马上回答：“对不起，您弄错了，我不是中国人。”

“原来您不是中国人！那您是哪里人呀？”

“香港人。”

“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吗？”

“当然不是！”她理直气壮地声明并予以举证：“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她：他们中国人可以随便到我们香港来吗？而且，我只说Cantonese，从来不说Mandarin，尽管我不是不会说。”

她那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架势把陆女士激怒了，便顶了她一句：“如果你能说国语而不说，那我认为：作为一名中文老师，你是不合格的。”

能说而不说，无非为了证明她“不是中国人”。对于一个血管里流着中国血液的人来说，想实现这个要求无疑是相当困难的，和上述那位足不出户的老妪一心想要出国没什么两样。即使能够实现，她就会因此受到尊重了吗？一个不尊重自己民族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呢？

人，是生活在现实中而不是漂浮在他自己幻想出来的海市蜃楼里的。如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要的是什么，要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而倾尽全力去追求，那么这种追求的结果只能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丢弃了该能享受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