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姚昉）探亲归来，倒完时差，重又坐在电脑桌前。鼠标不经意地点到了去上海探亲前三天写的那篇长长的日记上——那是我心底里想跟母亲说，而永远不会真对她说的话。只有日记，才能记录下一个真实的我，一个怎么想就怎么说的我：

妈妈，好想你哦！还有三天，我就又能看到你了。为什么是三天？不能是三个小时，不，三分钟吗？不急，我们还能有三个月可以生活在一起哪！

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不仅是你最疼爱的儿子，在你身边，我能享受到常人无法享受到的亲情。而且，家里和你作伴的保姆会给我洗衣做饭，不需要自己动手。再说，每年春节都在上海吃年夜饭，走亲戚家，多热闹呀！其实，我最怕在上海过年——那通宵达旦的爆竹焰花教人无法入眠！然而，我又不能不挑这个时候回家——保姆要回乡下，有谁给你做饭哪？小妹虽在上海，但她住得远，总不能让她把丈夫丢在家里去伺候你吧？至于你对我的爱，说实话，我可有点受不了。知道我这么想，你一定觉得很委屈：“难道我爱错了？”

没爱错，只是当爱和被爱所发出的频率不一样时，很容易使人难以接受。

上次探亲，我曾几次和你发生龃龉，为什么？人们都说是因为我嫌你烦。年近百岁的老人说话啰嗦是正常的，问题是你管的事情太多，还像你年轻时那样什么事都得由你定夺，不给他人一点自主权。你常埋怨保姆“想自由喔！”对子女也同样如此。谁不想自由？你不愿多给人家一点自由，自己就不能充分享受到他们为你创造的自由。你外出要有人给你推轮椅，你饿了要有人给你做饭吃，你觉得屋里脏了要有人为你打扫，为你做这做那的人如果心情舒畅，就会做得更好些，相反，总听到你咕哝“又在给家人打电话了”，连这点自由都不愿给，她会怎么想？

自由，要是不能给你雇佣的保姆，总该给自己疼爱的儿子吧？表面上给：我想吃什么，你赶紧叫人去买，我想打麻将，你马上为我约搭子，但这一切必须是在你眼皮底下才行。我最爱看戏，看完戏饿了就吃点消夜。回家一看，平时九点就上床的你竟坐在客厅里等我，气呼呼地问我：什么戏演得那么晚？还说：我没到家你心里就怕我出事。能出什么事呀？真要出事你怕也没用啊！再说，我不在上海的时候你怕吗？

从此我不敢再去看戏了，因为看戏必须外出，不像吃菜打牌那样，你都能看到。即便吃菜打牌，你也把我当做小孩，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不时地说我打错牌了。我想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都没有自由，那菜还会有味吗？即使真的打错了牌，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唯一能享受自由的角落是在自己房里。

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寂寞吗？好在我爱和电脑做伴，除了上网看新闻，还经常写些短文给杂志投稿，倒也充实。可是随着年事增高，眼看将要八十了，大脑反应越来越迟钝。网上的新闻真假难辨，需要经过思考过滤，不能盲目接受；写稿更须理清头绪，注意前后衔接。可就在专注的当口，你经常推进们来反复问道：明天想吃什么菜啊，今晚能不能早点睡啊……被你那么一打岔，思路全乱了，看不下去也写不下去了。看电视也同样，重要的台词没听清，情节根本无法连贯。上电脑看电视的自由空间也难保证，难免火冒三丈，于是我就呯地把门关上……

静下心来想想，你的打岔并不是故意要来扰乱我的思路，而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一个孤独生活的老人好不容易盼来亲生骨肉飞越汪洋大海和她做伴，自然希望在每个细节上能多做些什么，给儿子多提供一些温暖，为什么我就不能理解你的那份心呢？

你常想起一九六四年我蒙冤入狱的事，其实那事的根本起因就是我想离境争取更多的自由。你和爸爸对子女的严厉管教不是使我反感的原由，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气氛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我要的并不是行动自由，而是思想自由。为了这份自由，我付出过很多代价，也做过很多错事。到了晚年，我终于在加拿大找到了我所向往的自由，为什么将要踏进那个和你的年龄差不多大的百年老家，我却揣揣然生怕又会失去它？在母爱和自由中，哪个对我更重要呢？

读完那篇日记，我潸然泪下。回沪前的忧虑被那三个月的生活再次证实，我真的在母爱和自由间必须有所抉择，熊和鱼掌不可兼得。然而，想起母亲送我上车那刻的眼泪，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下次我还能够看到她吗？要是在三天，三小时，三分钟之后发生什么变故，我将会永远没法找回那份母爱，那时，我还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以此换来的自由吗？

母爱和自由，应该是互不矛盾的两个概念，可是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往往在这两个概念间产生冲突。不少人在大声疾呼：中国的当权者不肯给予人民自由。或许，正是因为那个政权太爱自己的百姓，生怕他们不够成熟，不懂如何享受自由权利，才不敢轻易放手，就像一个母亲至死不放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儿女的成熟与否并不决定于父母的判断，更多的需要家长的引导教育和大胆培养。我由衷地希望伟大的母爱将造就伟大的后代，伟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