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江城》原著与汉译本）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叶元凯）美国青年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先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随后赴英，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27岁的彼得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和另一22岁的亚当一起来到四川涪陵师专支教。在此期间，他努力学习汉语，深入当地生活。支教结束后，他回到美国，写出他在涪陵多方面的亲身体验，书名《江城》（River Town：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涪陵地处乌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是一个长江边的偏僻的小城市，依山而建，交通很不方便，属于贫困地区。彼得认为，这样一个地方，民风古朴，人们的经历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正是观察中国的好所在。工作期间，为了便于交流，他给自己取了个很常见的中文名字“何伟”，而且逢人就调侃地自称是“洋鬼子”，因此比较容易地溶入当地的生活，结交了不少朋友。

涪陵以前几乎没有来过“老外”，师专领导对他们两人很重视，安排他们和校领导同住一楼，给他们安装电话、洗衣机，修建网球场。何伟从材料上看到，知道网球在当时还被认为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坚持不要，还是推脱不了。开头一个来月，各种宴请不断。他也学会了中国式的的敬酒、喝酒。两个老外对周围的一切也有个适应过程，特别是学校里的高音喇叭时时响起，广播各种通知，宣传方针政策，播放革命歌曲。每天的起床号，早操，跑步，老干部一大早的门球活动，集会唱歌，学生早读背书，打扫卫生，军训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周围到处有大量声音。

同时，两个老外也成了全校和全城关注的对象，因为他们俩穿着随便，有时皮带也吊着，身上热了就脱了羊毛衫系在腰间，休息时间玩玩飞盘，当时这还是新玩意儿。后来，他买齐全套军装，红军帽，肩章齐全，老军裤—边还带红黄条纹，经常穿军装上课，学生感到很兴奋。

当时按规定他每月可得到一千元生活费，收入比学校的教师少，但是比当时的城镇平均收入高。90年代，涪陵还没有互联网，他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他也很少外出到旅游，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没有去过。他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得不得了。两年时间，他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他的工资基本用于吃饭，他自己不做饭，每天在一家小饭馆吃两顿。他们还教老板娘做意大利面条，当然是四川版的，亚当还把它写到菜单上。他们常常用电话订餐，然后走下山坡，到达时面刚下好，热气腾腾的。

他特别喜欢边吃边和餐馆里的人闲聊，谈话的中心全是围着钱。他每月拿多少工资，这是人们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最爱问的第二或第三个问题，全城都知道他每月有多少收入。有时一起喝酒，人们都很大方，常代他们付饭钱，因为大家都说他们工资低，弄得他们很不好意思。

他坚持天天跑步和散步，有时还带上背包、帐篷、睡袋、油炉，沿乌江作短途旅行。他一路认读路边各种标语，如“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从中他学到叠用形容词表示强调语气的表达方法。他随时和路上碰到的人聊天，一周几次在茶馆和服务员乱侃，和身边茶客摆龙门阵，长达几个小时。他体会到全城都在教他汉语和四川话。有时他假装听不懂，让别人多重复几遍。

他还参加当地新春长跑，前半程全是上坡，后半全下坡。由于长期坚持锻炼，他得了第一名，上了当地电视，登了报，得了两套运动装和20元奖金。不过当地有人反映，老外得第一，使人感到耻辱。总之，他感觉自己处处是“摸着石头过河”，既是旁观者，又是本地生活的参与者。

他任教的师专是1977年成立的，当时有学生2千人。他担任英语科的文学课、口语课和写作课。为了便于教学，也是形成外语气氛，每个学生都取了英文名字。学生都选用自己崇敬的人的名字，如海伦·凯勒（美国盲作家）、阿姆斯特朗(登月宇航员)、芭芭拉（当时美国第一夫人）等。到了第二年，学习有了一定基础，学生在“五四”节日期间，用现代口语改编课内学过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成了当地面馆老板，热衷学雷锋，拉当地农民桑丘去周游全国，学雷锋，做好事。剧中他们用拖把当马骑，战风车，打老虎，在酒店惹事，到了重庆，受到市长接见，奖励几把牙刷。演出生动有趣，给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任教期间，彼得还下苦功学习汉语。学校介绍中文系的两位老师教他汉语，每周3次，每次2小时。两位老师都不懂英语，所以一开始只能比比划划，彼得也是用英文想象汉字，如汉字的耳朵旁像英文字母B。他把学过的字都制成卡片，桌子上堆得老高。他在房间里安排两张桌子，一张学中文，一张英文写作。他每天在桌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记日记，做笔记。他记录周边发生的事，摘录学生作业，记下学汉语过程。这些资料对他后期的写书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他特别注重观察和体验当地生活，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他经常去茶馆，观察当地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涪陵是一山城，老要爬坡，自行车无用武之地。牙医在路边拔牙，算命先生就地给人卜卦，帮助运货的棒棒军比比皆是。有的男人小指留着长指甲，表示不是干体力活的，是有身份的人。

开“学生食家”小面馆的老板黄小强和他很谈得来，店堂里只有几张桌子，柜台上摆着公用电话，这样他就可以增加收入。黄小强认识城里所有的人，人头很熟，他包抄手动作熟练，不到5秒钟就包好一个。他的宝贝儿子黄凯只有2岁，穿着开裆裤，开始有点怕他这个老外，后来和他很亲近。除夕的年夜饭黄老板就请彼得在他家里吃。

彼得生性活泼，喜欢和人们交谈。在公园里、茶室里，时时有人来和他交谈。人们对美国没有计划生育感到惊讶，对美国农民一个人有100多公顷土地、有成套农机具，感到难以理解。当时在师专，学校里内部有规定，不可和外教太亲近，保持客客气气，他和普通百姓、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倒成了好友。

每逢寒暑假，他都外出在附近徒步旅游。“美中友好志愿者”曾组织他们暑假去西安学汉语一个月。他利用时间去延安、榆林参观。 在榆林他停留一周，登长城，看沙漠，吃当地特色菜烧猪肚。在小饭馆吃饺子，老板娘很热心地把他介绍给其他顾客，包括国籍、年龄、中文名字、单位、薪水–顾客都认为他薪水太低，代他付饭钱。老板娘还笑话他的口音，说他半是老外，半像四川人。他后来又去新疆看望在那里帮助勘探石油的妹妹，在回成都的火车上站了两天，因为火车实在太拥挤。

他感到老外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无形中有些的压力，但这样的交往益处多于难处。他也碰到一些麻烦：涪陵美容院的一位女性曾经缠住他，要跟他去美国，和他手牵手，一起喝茶、吃饭，打电话，寄来一连串的情书。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了。

当时三峡工程在争议声中开始动工，他利用暑期游览三峡，看古栈道、丰都城和白鹤梁，后者始建于唐代，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冬季枯水时可以看到巨石上刻下的列代记录的水位。他在的那年，水位只比唐代高两英寸。修建三峡大坝后，白鹤梁埋到水下130英尺 ，但花了1320万美元修了水下博物馆，这么多的钱在90年代的涪陵是无法想象的。1997年底，最后的春季开学时，彼得的父亲来看他，住了10天，体验当地的生活，他陪父亲沿乌江步行。

最后半年，他汉语已掌握纯熟，每天只是写作时用英语，其他时间，包括会见朋友，一起吃饭，在城里溜达，全使用汉语，感到很舒心，他认为那一段时间是他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他把涪陵当作老家。正是在涪陵，他开始认识中国，促使他决心成为一个作家，使他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他也体会到师专学生淳朴、努力。他们大多数来自农家，毕业后要回家乡教书，月收入约400元。如不服从分配，就要罚款，有一些学生自行到深圳、福建找工作。他到现在还和近百名老学生有联系。

支教结束后，彼得回到美国父母家里，29岁仍是单身一人。但是涪陵仍然魂牵梦绕，他趁印象新鲜，日夜兼工，花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江城》书稿。他联系多处出版社，但几经碰壁，最后终于有出版社接受了他的书稿。2001年书出版后深受欢迎，读者认为该书是向美国和世界真实介绍中国的优良读物之一。十多年来，该书一直稳居畅销书榜，成了有兴趣了解中国和正在学习汉语的美国青年的阅读书目之一。

查尔斯顿大学将该书定为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必读参考书。《江城》并获得了“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英国资深记者梅兆赞评论说，“如果你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那就是这本了。”彼得本人认为，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整个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某个小地方的状态。

但是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人还是从彼得的书中看到中国的过去和当前的发展。无巧不成书，在我们加拿大滑铁卢这个小城里，恰巧有一对夫妻2005年去涪陵收养了一个一岁的小女孩，现在孩子已经9岁，上了小学4年级。夫妻俩曾经在涪陵停留了一个星期。他们也一直关注涪陵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对彼得的《江城》很感兴趣，仔细阅读，并把一些内容告诉孩子，他们打算明年再返涪陵，看看它的新貌，让孩子对她的故里有更深的印象。

彼得1999年又回到涪陵，发现变化很大。城市扩大了，有了铁路和多条高速公路，打破了原来一切靠船的传统。原来的师专升格为学院，由2000人扩大成14000人。他决定以后每年去涪陵看看。2002年在三峡大坝建成前，他再一次沿江边栈道徒步旅行，一周后到达巫山，老城正在拆去。2003年他再访涪陵，三峡大坝一期工程完工，涪陵部分地区沉到水底，一切都在不断变化革新，以前的贫穷、烂路、慢船逐步消失，建设飞速发展，其势不可阻挡，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彼得现在成了《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和《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至今他已完成了《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3本书和大量文章。《江城》的译本已在国内和台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