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查尔斯和笔者在会话组留影】

【图2：腰带钩，灯盏，景德镇瓷器】

【图3：古碗，德化瓷观音像，徽州胡开文古墨，石印线装书】

（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叶元凯）最近在咖啡馆会话组里我见到一个奇人，是个中国通。说到中国历史，他随口按朝代顺序说出夏商周秦汉三国……一直到清朝和民国。我感到很吃惊，以前还没有遇到过对中国历史朝代这么熟悉的人。

接下来他谈到清朝的皇帝，他提笔按顺序写下十个皇帝的名号和年代，这就让我更惊讶莫名了。康熙、乾隆这些帝号我们也很熟悉，但要我们按顺序把他们一个个排下来，并说出他们的生死年代，恐怕大多数人做不到了，而这个老外能行！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这位先生名叫查尔斯，今年69岁。他和中国还颇有渊源，他祖父在上一世纪20年代曾到东方旅游，带回很多艺术品；他父亲是位医生，30年代曾到中、印、日实习，也带回东方古董。查尔斯少年时常常花几个小时观察和研究这些奇妙的东西，激发了他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兴趣，也导致他进大学攻读东方艺术和哲学的学位，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和日本历史和艺术的书，以及一些中国名著的译文，包括孔子、老子的著作。

查尔斯特别关注中国陶瓷、瓷器的发展史。大学毕业后，他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在多伦多两所拍卖行担任东方艺术品总监，并曾任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的鉴定人。在多伦多做艺术品拍卖时，他曾把乾隆的一套碟子卖了17.7万美元，是当时加拿大拍卖瓷器的最高纪录，且保持了几年的历史。

他曾研读过汉字，当然都是繁体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读写，使用以前的拼音系统，后来推行简化字和新的拼音字母，他没有继续学习，现在已经大部分忘记，只记得一些常用字。

他喜欢东方古董，中国和日本的美学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对他都有吸引力。他认为中国在艺术和工艺领域的成就非常有趣，充满多样性和美感，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查尔斯曾搜集相当多的东方古董，据我所见，大约有如下种类:

一类是古代的青铜器。他给我看三个腰带钩，都是小指粗，长约20厘米，是他父亲二十年代去中国访问时购得。我想西汉人腰带上别着这东西，负担也够重的。

他收藏几面古代的青铜镜子，是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的日用品。镜子上的图像反映佛教的影响。在那段时间，尤其是在魏国，佛教的影响非常广泛，留存很多佛教艺术品。他家里还有宋朝的铜香炉，体积大，没有带到会话组来。

他给我看一个东汉的灯盏，盏口直径约6厘米，盛油部分高3厘米，所盛的油可点很长时间，灯柄弧度优美，末端扁平拿起来稳妥，可见汉时的工匠已有很高的设计水准。可以设想，当时的文人夜间挑灯夜读，晨起对镜整容，袍服上用铜腰带钩，生活的舒适度已达相当水平。

他还给我看一个高约30厘米的唐俑，底部有小缺口，是他父亲1938年去中国时，购于长安。他把这个俑叫做mingei，我查字典后才明白是日文的用词，意为“民间工艺品”，我告诉他正确地名称应该是“唐俑”。

他收藏了好些个宜兴壶，有历史久远的，也有近代的，其中一只一面画着梅花，另一面的题字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出自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表明是60年代文革时期的制品。他对宜兴壶的发展也很有研究，知道识别年代的诀窍。他说，宜兴壶经过多年的使用，壶的底座会显得光滑，壶嘴和壶下部会出现陈旧的暗线。他也知道，宜兴的陶土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枯竭，不得不引进周边地区的粘土来制作茶壶和其他物品，质地较原先的逊色。

他对景德镇的瓷器也很有研究。他给我看一把颇有年头的茶壶，壶盖的题字是：“仿六如居士之法”。我请教国内对古董有研究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六如居士就是唐伯虎，原句暗示壶上的画作是仿照唐伯虎的风格画的。壶身一侧画一老者与其书童对弈，另侧题“沁雪”二字，落款是：铭山氏书于珠山。珠山在景德镇附近，明清时景德镇的文人常到珠山写诗作画。有八人特别著名，被称为珠山八友，铭山氏是清末民初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粉彩和瓷版画高手。壶的底部有印章，表明是景德镇的制品。

他后来又给我看一个碟子，质地较粗，颜色灰白，花纹也不很精致，碗内底部刻着一个“智”字。我告诉他半个世纪以前，老百姓喜欢在碗碟上刻上自己姓名中的一个字，因为村民办事请客，常互借碗碟，用毕按碗上的字归还。当时有来自江西的补碗师傅揽这种活，他们能把破碎的碗补好，还能在碗上刻字，这种古老的民间手艺称为“锔瓷”，现在可能都失传了。

当时还流行一句谚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意思指做事前先掂量自己，如果能力有限，就别去做力不能及的事。查尔斯告诉我，这个不起眼的碟子是明朝的古董，这一结论是从明朝沉船中的同类瓷碗中得出的。

他还给我看一尊福建德化烧制的观音瓷像，他说是上一世纪20年代的制品。像高20多厘米，通体洁白晶莹，造型优美。他用绒布多层包裹带来，他说这尊造像价值2500至3000加元，他平时很少示人。德化制瓷历史悠久，做工精良，艺术性很强，国外称为“中国白”。30年代我年幼时，看见祖母每天烧香礼佛处也有一尊观音像，瓷质和查尔斯的一样，比他的还高十多厘米，可惜文革时当作“四旧”没收了。

他还收藏一些徽州胡开文制作的墨锭，包装精致，盒子像一本线装书。其中一盒封面题签是《五老图古墨》，装墨5块，每块墨两面都是金色的书画。我告诉他，胡开文是著名的徽墨制造者，他生于1742年。我40年代在杭州上中学，中山中路有胡开文的分店，橱窗里有一支如椽大笔，我练大字都是用胡开文的墨锭。

我送给他一支湖州制造的大字毛笔，我告诉他，湖笔徽墨在中国名气很大。他感到很高兴，他说，有了我的鼓励，他也要练书法了。他认为，中国的方块字写起来比英语字母美观。他第一次用笔套套毛笔时太快了点，有三根笔毛被卡在套外。我小心地理顺重套。他看在眼里，表示以后要仔细对待。

他还送给我一本线装老书《绘图针灸大成》，上海广益书局发行，该书局创办于1900年，为发展传统文化及启蒙西学作出开创性贡献。书为石印，字体如芝麻大，画中人古装。

查尔斯很珍爱自己的收藏品，每次都用厚毛巾包裹带来。我告诉他小碟上所刻“智”字的意义，他听了说：“碟上的字一定有着一段有趣的历史。如果这碟子能说话，它一定能说出很多故事！”我想他的话代表了收藏家对所收藏的古物的感情，他们把古物人格化了，存在某种内在的交流。

查尔斯告诉我他妻子是荷兰人，通晓英法德语，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可惜10年前去世了，他手臂上还刺着妻子的名字，可见一往情深。查尔斯在会话组里对来练习英语的人都热情辅导，态度亲切。

我在加拿大遇到这样一位中国通，也真是难得。他对中国文化的倾心令我为之感动，也让我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