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栏作者逸君）“士为知己者死”的典故出自《战国策》，义士豫让为保知伯知遇之恩，不惜毁容变声，为其报仇。美国著名女企业家玛丽凯经理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比金钱和性更为人们所需–认可和赞美。

曾有位某韩国大型企业的不起眼的清洁工，与盗窃公司保险箱的窃贼进行了殊死搏斗。事后，人们问起他的动机，他的回答出人意料–由于公司的总经理每次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会发自内心地赞美他扫的地真干净，让他有得到重视的感觉，因此不惜誓死捍卫公司的权益。对知遇之恩的感念，名人或是普通人，并没有多少不同。

钱学森先生去世了，名人身后的评说从来多样，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人人寻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代？有人说钱学森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大的本事，只是一个政权吹出来的神话。且不论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科学家的才能岂会因几位浅薄之人的评价而被贬低，这样的狂妄之语，至少是缺乏对于尸骨未寒的已故之人最起码的厚道。

钱学森生于贵胄之家，对于名利的追求相对比较淡泊，而寻求一个了解自己，珍惜自己的国度，施展毕生的抱负，确是一直以来的梦想。因此不难理解，一边是被美国情报机构任意监禁，多年无法继续学术研究；一边是新中国的以礼相待、委以重任，像钱学森这样有着清高风范的学者，纵有再多金钱名利的诱惑，他的选择当然会是后者。

离开美国，钱老也许放弃了许多机会，但在中国，他得到同胞由衷的尊敬和爱戴。诺贝尔奖年年都可以颁发，而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的殊荣却是唯一的。这也是为什么钱老甘愿终其一生报效祖国的原因。

当然，人无完人，出于感激之心，钱老也曾经在文革之中为某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背书，这也有社会背景和时代思潮的因素，不能求全责备。而他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能在一个逐渐人欲横流的时代，依然保持谦虚低调到最后，与某些获得大奖的同时代科学家相比，其人格上的高贵和卓越是毋庸置疑的。

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真诚的认可与赞同，是对他最好的激励。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如此，各行各业的人才不外如是。正如义士豫让所言：“以众人遇之，得众人之报；以国士遇之，则得国士之报。”将人才随意等闲处之，如何令其全力象报？处于一个人才决定竞争力的时代，一家企业，甚至一国政府，如何以知遇之恩留住需要的人才，而不是任其埋没，钱学森等人的人生抉择能否对他们有所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