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连鹏）美国著名高尔夫球选手伍兹驾车意外撞树的小小事故，已经演变成一出比好莱坞年度大片都精彩、香艳的八卦大戏。伍兹的“偷情门”事件越演越烈，而跟他有关系的女人也是越来越多。几天前伍兹的情人队伍就已达11名，媒体笑言可以组成一支比以唯美代表的巴塞罗那更香艳、富有激情的足球队。

大多数媒体对伍兹进行了一边倒的道德批判。不难想象“偷情门”事件中媒体多少带着看笑话的心态来报道他的隐私的，而民众茶余饭后对伍兹的调侃甚至讥讽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本性向来关注绯闻和八卦，没有人可以终止谣言，更何况伍兹的偷情已经做实。

名人由于其所享有的广泛的知名度，成为了各种媒体报道的热点，而名人的隐私更是媒体乐此不疲的挖掘重点。如果将名人隐私完全纳入普通人隐私范围进行保护，可能会妨碍公众的知情权。

现代的法律也赋予民众有限伤害名人的权利，美国法律就规定自愿成为公众人物的人，无法主张跟普通民众一样多的隐私权，其理由很简单：名人从媒体的曝光中获得实质的利益，但不能总希望好的曝光，也必须接受负面的曝光。

美国媒体也有其护身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人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美国的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制。因此，最近几个月，FOX电视台就在第一修正案庇护下不断攻击白宫、“抹黑”奥巴马。美国的媒体骂总统、骂政府不用担惊受怕，因为没有人会起诉他们，更没有人敢打击报复。

12月11日，伍兹宣布他将“无限期”退出职业高尔夫比赛。而《纽约每日新闻》报道，伍兹和妻子埃琳已经准备举家逃离美国到瑞典去，避开那些无孔不入的狗仔队。媒体分析说，伍兹将创造世界上最昂贵的偷情代价，因为这次丑闻有可能使他损失超过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亿元）。这笔“风流账”将包括广告损失、缺席比赛的损失以及有可能的离婚损失。

一篇报道、几张照片竟然让高尔夫天王损失4.8亿美元。由此可见，狗仔队的作用和影响还真不可小视。

狗仔的终极目标就是将平常光鲜或标榜正义化身的大明星或政治人物，表里不一的虚伪面具脱下来。

英国曾发生狗仔队不择手段飞车追逐黛安娜王妃，最后导致悲剧事件，使得狗仔队遭受唾弃，但是戴安娜之死，震憾了世人，却震憾不了狗仔文化，英国八卦报刊仍努力去戳破“皇室传统道德”，掀开“虚伪面纱”。或许，在狗仔队的眼中，再伟大的人物，即使如英皇室般神圣，也不能否认自己与常人一样庸俗。

2009年美国普利策奖得奖的报导不乏踢爆高官性丑闻的精采作品，虽然都是传统报刊，但也可被视为“狗仔式”报道。其中《纽约时报》独家揭发纽约前州长斯皮策一掷千金召妓内幕，时效抢先、属性精确详实，获突发新闻报导奖；获得地方报导奖的《底特律自由报》则以露骨的偷情短信属性，揭发底特律前市长基尔帕特里克和女助理贝蒂可搞外遇还作伪证的连串谎言，市长与助理双双入狱。

近十年来，两岸三地尤其是港台媒体的运作有很大的改变，新闻需要量越来越大，报纸、杂志、电视台越开越多造成媒体行业的竞争空前激烈，加上互联网等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生存的挑战，使得很多媒体为刺激销售而“剑走偏锋”。同时民众对明星名人窥探的好奇心，让狗仔有了生存价值，逐步产生了狗仔文化。有些狗仔的报道像是私家侦探，他们以图片和事实说话，有凭有据，但有些却像编小说，恶意编造一些耸人的故事。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狗仔文化为何会兴起，为何民众对八卦如此疯狂？“调戏”名人，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被大众怀疑和嘲笑，也是所有公众人物存在的主要价值之一。大众对明星八卦和隐私的好奇和肆意批评，不仅满足内心中的一种平衡感，也让大家有一种更真实的参与感，觉得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同时，越来越紧张的生活节奏也使很多民众很少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题材重大较为严肃新闻，而对刺激性强和揭露名人隐私的新闻情有独钟。

狗仔文化未必全是负面影响，如果媒体只是紧盯着娱乐八卦、女明星走光露点等新闻点，只会导致社会往八卦化发展；如果狗仔可以更多关注社会弊端，揭发当权者不为人知的恶行，才是真正对社会进步起到了贡献。

对于八卦杂志的某些膻色腥报道，公众也发出愤怒之声，这虽然令人欣慰，但也不必因此高估公众的道德水平。狗仔的盛行跟读者有很深的关联，如果大众对狗仔文化不认同或抵制，他们根本没有发展壮大的空间。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或许套在狗仔文化上也适用–“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媒体。”现在是海量信息时代，对于媒体充斥八卦、谣言等新闻，只能寄希望读者素质的提升，可以自行判断、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