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连鹏）温哥华短道速滑赛场见证了中国选手周洋的夺金之旅。在女子1500米决赛中，孤军奋战的周洋在最后四圈完美爆发，最终以破冬奥会纪录的成绩夺得了金牌。

在夺冠后，周洋没有感谢党和国家，也没有感谢领导、教练的栽培，而是说“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拿了金牌以后，可能会改变很多，以后会更有信心，也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

听到这些话，让我既感动又感伤，心里不是滋味。感动的是，这样一个90后的小姑娘，那么直接单纯的说出了自己心底的话，而非场面话。其实很多国人心底是如此想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而已。我感受到了周洋的直率和纯真。让我感伤的是，在这样的举国体制下，我们的体育运动不是为了快乐、健康，而是为了成绩、金牌。

中国能在二十多年时间一跃而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体育竞技大国，在奥运会上呼风唤雨，是得力于中国特色的 “举国体制”，其核心就是调动全社会资力、物力操练少数菁英运动员，尽最大力量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

简单说，“举国体制”就是功利体育，跟我们失败的教育体制以孩子成绩为一切准则一样，功利的唯奥运金牌是尚，完全被国家操控垄断的体育制度，与体育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

在加拿大，一般对于参加奥运的运动员没有什么物质奖励。因为体育是全民化运动，运动员是花自己的钱训练。在大赛前会有三五个月集训，赛完了就各奔它处了。上学的会有体育奖学金，或去私人俱乐部执教。

北京奥运是加拿大历史上首次给予获奖运动员现金奖励的奥运会。不过，每获一枚金牌，才获得两万加元。但是，加拿大奥委会是民间组织，不是政府机构。换句话说，加拿大奥委会的奖金来源不是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而是来自于赞助商等渠道。一般来说，加拿大政府不会，也不敢花纳税人的钱为好战绩而“抹粉”，更不可能搞“全民奥运”。

以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女子花剑世界冠军栾菊杰为例，她2008年以50岁的运动高龄成功取得代表加拿大出征北京奥运会的资格，背后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栾菊杰能够出国参加击剑比赛，也得她执教的埃德蒙顿击剑俱乐部会员捐款赞助的。

栾菊杰的例子在加拿大运动员中很普遍，他们大多在业余时间训练，要自己租场地花钱请教练，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往往以时间和金钱为代价，甚至出国参赛的钱也是从当地社区或学校募捐而来，其实最后追求的只是心中的梦想和一种竞技精神，他们更多是为了精神层面而非奖牌本身。

“举国体制”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人民币去培养菁英运动员，去争取奖牌为国争光，但却忽视了国民大众的体育兴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我们的奖牌比西方国家多很多，但体育基础建设却差很远；其次是选拔了“天才”尖子运动员进行重点培养，使其他运动员失去了机会，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伤病也给很多运动员造成了终身伤害，甚至成为残废，在国家缺乏健全的保障制度下，他们的苦痛无人关注，大家关注的只是镁光灯下那些挂着金灿灿金牌的冠军。

大多数职业运动退役后依然从事相关工作，但成功的只是少数，因为长期训练，除了体育外，他们并未有其他谋生的本领和手段，因此即使获得金牌，在冠军光环褪去后，仍会陷入生活的困窘之中。

吉林队女举重选手邹春兰曾得过全国冠军，共拿过七枚金牌，并打破一项世界记录，退役后只能去当澡堂搓澡工；昔日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迫于生计，决定变卖自己在运动生涯中获得的15枚奖牌。

周洋出生在长春，妈妈腿有残疾，待业在家，靠帮助别人织毛衣为生，而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在周洋看来，“让爸妈生活得更好”是她奋斗的动力，因为家境并不好的关系，练出成绩、改善家里生活，一直是年纪轻轻的周洋所背负的重担。

当周洋逆势夺冠，即使并未感谢国家而是感激父母，我们都知道，她的成功肯定离不开国家的培养，但媒体和网民都比较宽容，纷纷给予掌声和鼓励，认为她懂事、朴实，但如果她没有夺冠，或如果是夺冠大热门最后抱憾失败，外界会接受她的观点和想法吗？会宽容她吗？会认为她可爱天真吗？未必。其实，我们的社会也是浮躁的、到处充满功利性的，一切都现实地以成绩为标准，丧失了对精神层面的追求。

在本届冬奥会获得短道速滑1500米金牌后，周洋赢得荣誉的同时也将赢得价值不菲的奖金。于是猎奇的媒体开始为她算奖金了，国家体育总局、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等不同的奖金加一起，总共可为周洋带来255万元。

这样一个背负沉重家庭负担的小女孩获得巨额奖金，我本来感到很高兴，但看到她接受采访时说道：“除了训练什么都不会”，“把金牌放在枕头边上”就是她最淳朴的愿望。于是我又想起了邹春兰和艾冬梅，心中又浮起一丝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