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玮仁）我的哥哥大我7岁，从小到大，我都把他当作是“长者”看待，他对我不只是哥哥对妹妹的看护和照料，还是我人生路上重要的榜样和引导者。作为我们兄妹三人中的老大，哥哥从小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帮助父母拉扯这个家。不仅关心照顾着我，还肩负着教育、培育的责任。

2013年的第一天，吃过午饭，母亲把一摞早在我们回京探亲前就准备好的相册搬到我的面前，并招呼我的两个女儿过来一起欣赏。我和母亲在之前的电话里，曾经多次提到要把家里的老照片翻拍，然后复制出几份，由我们每个人各自保留起来，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最上面的那本相册是历史最悠久的一本，红色的绒布封面，里面收藏着我们小时候的黑白照片，大小尺寸不一，每张照片都用相角固定在相册的页面上。翻开第一页，我和我的哥哥姐姐的一张在照相馆拍的合影立即引起两个女儿的兴趣。“那时你妈才一岁多，这也是你妈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母亲向两个孩子解释。

孩子们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这张照片上：“他们干嘛还都拿着书？”“他们衣服上别的是什么纪念章？”那是毛主席语录，衣服上是毛主席纪念章。随后，母亲又给两个孩子讲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把我带回到我和我的哥哥相依为命的童年。

相依为命的童年

我出生在“文革”初期，父亲在干校，不经常回家。在北京近郊一所农村小学担任校长的母亲，带着哥哥和我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户农民家里，姐姐则在北京城里的姥姥家。从我们住的地方进城去我的姥姥家需要先步行8里地，再坐公共汽车。那张我们兄妹三人的合影便是我一岁多那次，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进城去姥姥家时，特意到照相馆拍的。

我出生后不久，母亲曾经把我送去城里的托儿所，而我却常常生病，迫不得已，母亲做出让刚刚开始上小学的哥哥辍学在家照看我的决定。作为那个时代的一校之长，母亲当时是十分忙碌的，压力也很大，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放在家里。家中很多大小事务就都落在了哥哥身上，除了照看我，还得做饭，有时拿着母亲写好的购物单外出步行数里去购物。

“这就从小锻炼了你哥哥认路和心算算账的能力。”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跟我强调孩子从小参与家庭生活，从实践中学习的重要性。偶尔，哥哥会用剩下的零钱额外为我买些食品，书包里装不下，就用手捧着。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哥哥奉命步行进城买东西，天很晚了还没回来，母亲便出门出接他，半路上与他相遇，见他背着书包，冻得通红的两只手捧着一包元宵，说是特意给我买的，担心放在书包里被挤碎了。

因为不能去学校上学，哥哥的识字就是在照看我的同时，一边听村里的大喇叭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一边看着家里的《人民日报》上的相应的文章，对照着上面的文字学来的。很多年以后，当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决意要学广播新闻，和这段特殊的经历不无关系。而哥哥填报大学志愿时，选学电子，应该也是源于这段特殊的经历。

村里的大喇叭广播每天只定时播放很短的一段时间，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就出面教哥哥动手制作了一个矿石收音机。从此，哥哥在电子方面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我依稀记得他自制台灯，接出电线，安装电源插销和开关，等等。那时我新奇地看着哥哥有一支电笔，当把它插进电源插孔时，电笔的笔杆里就有一个小灯亮起来。哥哥常常嘱咐我千万不能把铅笔插进去。有一次，他踩着一个大木凳子修理家里的电灯开关时，命令我千万不能碰它，因为他的身上有电，如果我站在地上碰了他，我们俩就一起触电了。这中间的原理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理解，只记得哥哥让我用他的电笔放在他的脚上，果然，笔杆里面的灯亮了。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就在哥哥的年龄达到小学4年级的时候，被老师允许带着3岁多的我去学校上学。后来，父亲在提起我的这段经历时，笑说我实际上从3岁多就开始读小学4年级了，也算是个超级天才了。母亲这样描述过我当时上学时的情景：我和哥哥坐同桌，偶尔上课吃零食，吃剩下就给哥哥吃，也喜欢跟着老师读毛主席诗词。哥哥在课间和课后与同学们的游戏活动，都不厌其烦地带着我这个小尾巴。即使是一些男孩子们热衷的项目，我也参与其中，比如夏天时拿着大竹竿去粘知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哥哥的电器设备越来越多，他又开始琢磨着攒半导体收音机，漆包线，电路板，电烙铁，等等，我常常坐在他的边上看他忙，虽然完全看不懂。记得有一个经常看到的动作：哥哥从他自制的电烙铁支架上拿起电烙铁，放到距离嘴唇只有一两公分的附近，这是他在试验电烙铁是否已经被烧热，随后，就把电烙铁的头指向焊锡条，只听得刺啦一声，焊锡融化了。然后，赶快到电路板上去焊接零件。这也是一个常常被哥哥警告我是绝对不可以做的动作。

学习哥哥好榜样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学习榜样的氛围中长大的。其实，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个实实在在值得我学习的榜样。

我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哥哥已经上中学了。中学里有个课外小组叫“地震小组”，很快哥哥就成了这个地震小组的组长，因为需要日夜监测，所以，他经常住在学校，很少回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少了很多。偶尔，我会奉母亲的命令步行20多分钟去学校给他送饭。哥哥因为还担负维修仪器的重任，他就得经常骑着自行车进城买仪器零件，与此同时也买回很多书籍。现在父母家里还保留着他那时买下的《论地震》等书。

哥哥在家的时候，我还是习惯坐在他的旁边，看他鼓捣各种电器。这时他已经为家里攒过半导体收音机，并经常收听英语教学讲座，此外还帮助村里的人修理电器。后来，当他听说电视上有讲《电工原理》的，就一门子心思要整个电视来看，按照当时的条件是不可能买电视的，于是，他再次自己动手，展开了攒电视的宏伟工程，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个壮举，我每天都盼着看上电视。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那一年的唐山大地震，对于一个中学课外地震小组来说，它的特殊意义不是我们局外人所能想象的。地震发生以后，哥哥连续几个月都没回家，日夜监测。有一天，我去学校给他送饭的路上，听到村里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中央台的“对红卫兵广播”节目，节目的内容就是介绍哥哥所在的这个以前并不被人重视的农村中学地震小组，还特别讲述了我的哥哥的事迹，听得我心里喜滋滋地，也很为有这样一个哥哥感到骄傲和自豪。

就在哥哥准备着高中毕业后就地务农的时候，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父母马上帮助他四处寻找复习资料，又夜以继日地为他抄写。家里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也被哥哥紧锣密鼓地攒制出来，他每天不拉地看上面的讲座，听英语。1978年初高中毕业以后，更是集中精力准备高考，考试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得到物理考试的满分100分，并且毫无悬念地被他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专业录取。这在当时我们村里的中学，甚至我们所在的区教育局都是不小的震撼。

说起哥哥选报志愿，还有个插曲。他最初是不敢报北京大学的，但因有中学地震小组的不凡经历，母亲建议他选报北京大学地震地质专业。后来又考虑到既然报了北大，何不尝试一下自己更感兴趣的无线电电子？就这样，没有抱什么希望地试着上报了这个志愿，母亲甚至和哥哥下了这样的赌注：如果被第一志愿录取，母亲的那块手表就送给哥哥。当然，母亲兑现了她的承诺。致使后来好多次母亲在我们学校早操后的校长训话时，还会下意识地抬起手腕看时间，然后，又不得不向其他老师询问。

哥哥考上北大这件事，对正在读小学5年级的我是个很好的鼓励。他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怎么正经上过学，小学时是看我，中学时是监测地震，鼓捣电器。我是个按部就班地上学的，理所应当也得学出名堂。

哥哥为我们带来的惊喜到此并没结束，197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进入北大读书不久的哥哥连夜骑自行车回到家，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将被选派去英国留学。这除了他出色的高考成绩外，还有自己凭自学而参加的当时只算参考分的英语。经过了几个月的集中培训，1979年夏天，我们站在北京首都机场的平台上，亲眼目睹哥哥和其他30多位同学穿着统一定做的灰色西装登上飞机。然后，看到每个舷窗上都是挥别的手影，我们也不停地朝着飞机挥手告别。这一别，将是远隔重洋万里，而且是几年，甚至几十年，这在当时我的心里是很刻骨铭心的。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首都机场，也是唯一一次目睹飞机起飞。此后，首都机场不断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

送走了哥哥，我很快收到了我的小学毕业生升学统考成绩和中学录取通知书。虽不如哥哥的成绩那么辉煌，但也是我们全区第7名，并被我们区唯一一所市重点中学录取。初到异国他乡的哥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并不觉得惊讶，因为这已在他的意料之中。至今我还记得他在回信中向我详细地说明家里书架上的哪一层的哪一个位置的哪一本书，将会对我的哪一门课的哪一个阶段有帮助。

当时我们和哥哥的联系方式只有通信，航空信件需要10多天对方才能收到，即使对方收到信件后及时回信，这一来一去也得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哥哥的信里多是汇报他们学业上的进展，比如：他们被安排先读一年预科才能上大学，于是，他们彻夜苦读，毕业时，有一半学生三门课程成绩达到全A，哥哥也是其中一员，这样的成绩在英国是很罕见的，当地报章头版报道了这个新闻，并配以照片。哥哥还特意把报纸的复印件夹在信里寄给我们。正是这样优异的成绩，使得哥哥有机会在英国继续就读深造自己酷爱的电子专业。一个从小几乎没有正经上过学，完全凭借听收音机自学英语的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为他骄傲。也就是这个时候，哥哥开始带上了眼镜。

两年后的1981年暑假，哥哥第一次回国探亲期间，给我们讲了许多他们刚出国时的笑话：有个同学在超市里买回猫食罐头，幸亏被房东看见，否则就会当作食物吃进自己的肚里。因为当时在他们看来，怎么也想象不出卖食品的店里还会卖宠物的食物。后来我出国以后，在超市里发现这样的罐头，如果不看标签，真的很难确认这不是人吃的东西。当然，这也让我更理解了他们初到与自己原本生活环境相隔甚远的异国生活和学习是多么地不容易。

哥哥在大学本科毕业时，已经做好回国准备，所有物品都装箱海运回国，然后，人也乘坐飞机到了北京。不久，便得到继续回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通知，于是，他又匆匆踏上飞去伦敦的飞机。

在我中学期间，远隔重洋的哥哥在学习上不能给予帮助，但是，精神上的鼓励却是无形的。以初中三年的学习成绩，使得我毕业时获得免试保送上本校高中的资格。一直擅长并准备将来选学理科的人，在高中一年级时的物理课却有一个章节怎么也学不好，看着老师在作业本上从上到下的大红叉子，有时甚至把纸都划破了，使得我终于决定弃理从文。那一届我们选学文科班的学生特别多，但文科班只开一个班，致使学校采取择优录取的原则。

选学文科，这使得哥哥很不能理解，更让他不解的是我报考了广播新闻专业。依他的意思，就算学文科，也要学金融学经济。然而，毕竟鞭长莫及，加上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对这方面知识认识的不足，从小一直对哥哥的话唯命是从的我，在这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没有按照他的旨意去做。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因为择优录取而没能进入文科班的同学，也都成功地考上大学的理科专业，我们学校那几年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百的，而且，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确实需要大量经济专业的人才。虽然哥哥对我学广播新闻并不赞成，但是，他还是在回国探亲期间，给我在英国买了一本一个英国记者在越南战场上实地采访纪实的书。这本英文原版的书，我借助着字典通读一遍，令当时的我大开眼界。

海外生活的磨练

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哥哥帮我办好了去英国的自费留学，并买好了1990年8月底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这将不仅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也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时哥哥已经极少给家里写信，有事就是打电话到父母工作的单位。就在我紧张准备期间，意外地收到哥哥亲笔写的一封信，而且密密麻麻地写了长达将近两页A4的纸，信中详详细细地给我讲解乘坐飞机过程中以及出入海关的所有注意事项。

我们兄妹俩在英国相聚，这时的哥哥已经出国11年了，虽然期间他回国探亲过几次，但每次只有短短的三五个星期。再次生活在一起，我们好像又回到了相依为命的童年。

哥哥当时刚刚开始在伦敦的一项工作，我暂时居住在他上学期间所在的英国南部海滨城市的家里，哥哥在他工作的附近租了一个住处，只有周末才回家。他就利用周末这短短的两天时间，帮我熟悉和安排生活，开车带我去购物，买下一周的食品，教我学会看地图，手把手地教我左手拿叉右手持刀吃西餐。记得他跟我说的最重要的是：在英国不能像以前在国内说往东往南，只能说往左往右。后来，我才发现，英国的路很少有笔直的，再加上英国很少见到太阳，确实很难搞清楚东南西北。

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安排我的学习，如何能在一年学生签证期内收获更大。按照他的观点，我以前接受教育的10多年里，缺乏经济学知识，而这又是无论将来继续留在国外，还是回去中国所应该具备的。可是，英国大学对国外学生所收的高额学费是我们当时无法支付的。于是，哥哥询问了好几所大学，终于发现伦敦东面一所大学的经济系可以接收我做旁听生，学费也不高，这样，我不再住在哥哥的家里，而是像其他留学生那样，自己独立生活。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刚出国一个月的我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后来的事实证明：当一个人有依靠时，就会懒惰，一旦这依靠没了，自己也就闯出来了，人也才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哥哥虽然学的是理科，而且几乎没在中国上过大学，但他却非常清楚，学经济所需要的高等数学部分是我这个文科生没学过的。一个周日的晚上，哥哥一边在厨房给我做他拿手的烤羊腿，一边给我补习数学。我坐在餐桌旁完成他给我出的练习题，他则一会儿在厨房忙，一会儿提着切肉的刀来看我做的情况。 “你的数学这么好，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学文科。我那会儿要是在国内，绝不会让你去学新闻的。”哥哥再次旧话重提，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真是很难解释清楚，不过，他后面那句话我倒是确信无疑的。显然，这两个多小时的补习，让我和哥哥都信心倍增。

那年10月初的周日下午，哥哥开车近4个小时把我送到他帮我联系好的学校。为了保险起见，他特别找到该校中国学生会的学生，请他们先帮忙临时给我找个住处，第二天再帮我寻找学校附近可以租的住处，并约好第二天下午，他会打电话给他们询问我的安置情况。然后，才放心地开车去他上班的城市。

幸运的是，我在这几个中国同学的帮助下，顺利地租好了住处，而且就在他们的隔壁。也在银行开好账户，方便哥哥转生活费给我。那个周末，哥哥又开车给我送来了好多生活用品。在北京的父母最初听说我要离开哥哥自己生活，真是一百八十个不放心。后来听说哥哥帮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才把悬着的心放下。

为了能使得我在英国的学习生活更有收获，哥哥一直鼓励我争取想办法去大学正式上学，同时帮助我寻找打工挣学费的机会。这就让我一步步地逐渐走上了自己以前根本没有规划过的道路，因为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没有能力支付昂贵的学费，那么一年签证期满我就回国去。由于我不会粤语，在中餐馆打工的机会微乎其微。经过无数次的被拒绝之后，我到英国的第二年3月，我的嫂子成功地在伦敦西北郊的一家中餐外卖店为我找到打工机会，并且和哥哥一起帮我搬运生活用品，他们一再嘱咐我要寻找机会，多和客人交流以提高英语的听说能力，留心在附近找一找有什么学校可以去上学，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学的。

我打工的地点和哥哥上班的地方很近，他常常在下班时绕道来店里看我。外卖店不大，只有三个人，老板和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大婶在厨房做饭，我在前台做接待，被称作“楼面”。我们都是吃在店里，住在老板家里。哥哥担心我的生活过于单调，一旦发现伦敦市区有什么好的活动就打电话向我推荐，因为我打工的地方可以坐地铁进伦敦，当年伦敦电影院上演《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第一时间赶去欣赏的。外卖店每周三全天和周日的中午关门休息，有一个周三的下午，我自己溜达到我们居住的小镇中心，挺无聊的，看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便拨通了哥哥办公室的电话，他和我约好时间地点，下班来接我去他在附近租住的地方一起吃晚饭。

我怎么也没想到，哥哥租住的房间是那么狭小，仅够放一张床和一套桌椅的。哥哥解释说，这里的房租很贵，我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他吩咐我给外卖店老板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哥哥这里，以免让人家担心。然后，打开桌上的电脑，教我怎么玩儿上面的游戏。之后，他就去厨房做我们俩的晚饭—米饭和排骨炖蔬菜。从小到大，只要有哥哥在，我就不愁没饭吃。晚饭后，哥哥开车把我送回老板家里。

我就是这样打工半年以后，9月份，开始正式在附近College上学。白天上课，晚上回到店里工作。不仅延好了签证，也为后来自己进入大学读MBA创造了经济条件，并打下学习基础。

我在英国三年的学生生活，从旁听生，到打工，读College，再读MBA，这中间所收获的人生经验，可说是珍贵的财富，也让我发现了自己原来有这么大的潜力，比想象的更能干。哥哥在他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为我操心，寻找机会，最重要的是，有他在，我就有了主心骨，心里感觉非常地踏实，因此干什么都有了胆量，从而让自己的人生迈上了新的台阶，也使得这段最艰苦的岁月，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十分美好。

我在英国期间，我和哥哥都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家庭。虽然我和哥哥不居住在一个城市，但都是开车几个小时能够到达的距离。逢年过节长周末，我们都聚会在哥哥的家里。

1994年10月，我和玮先生离开英国移民来到多伦多，我们离开后的善后工作，哥哥主动帮助承担。两年后的春天，我们大女儿出生，还没出满月，哥哥利用去纽约开会的机会，绕道来多伦多探望。我们的小女儿出生时，哥哥特意带着他的大女儿和儿子来访，嫂子则因刚添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女儿而没能同行。哥哥的两次来访，我们的父母也都在多伦多我们的家中，异国他乡的团聚，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美好的记忆。

最近几年，随着通讯设施的发展，我和哥哥还有北京的父母以及我的姐姐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方便和频繁，其间，哥哥一直为我们这些设施的建立和使用担当技师。我们彼此间谈论的话题主要是子女教育，如何安置好家中父母的生活。哥哥得知我现在教中文和给中文报刊写文章时，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当年纠缠不清的关于我大学选学新闻专业这个历史问题 上，所幸的是，几番回合的辩论，我们最终达成共识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子女：无论学什么将来都有用得到的时候，大学时学一门自己真正喜欢的学科，等走上社会以后，人也逐渐成熟，如果发现还有自己需要学的另一门学科，再去学也不迟。因为谁也无法预测到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上，老师曾经让我们写过一篇题为“我和我的XXX”的作文，因为当时与哥哥的朝夕相处，使得我毫不犹豫地把题目写成了“我和我的哥哥”，文章的内容我到现在还记得，写了我看哥哥攒电视的场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次提起我的哥哥，就有说不完的故事，他在我人生的路上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我们在一起的相依为命，还是远隔重洋的相互牵挂，无论是对我的关爱，还是对父母家庭所承担的责任，都让我时刻感到：有个哥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