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点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进了中国。老家沦陷后，爷爷携父亲随公司迁去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归家，父亲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

那是1949年的早春，在经历了为护校而走上街头游行等一系列活动后，负责绘画的父亲和负责文字的董辅i已渐渐有了默契。那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晨，父亲要去小印刷室看将出的稿子。新中国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而国民党对于进步势力的控制也越来越凌厉，为了不被国民党发现，印刷室刚刚转移到了地下室的一间小房里。父亲夹着寒风辗转往小印刷室走去，就要解放的喜悦让他感觉不到冬意，只觉得分外温暖。

1949年，那是一个让妈妈永远无法忘记的异常寒冷的春天，就在解放前夕，外公被解放大军镇压了。原本住着大房子，雇着佃农的外婆家，被赶到了以前工人睡觉的地方，家里不仅一下子失去了男主人，同时失去的还有一向不愁的经济来源，妈妈不得不把有限的漏网的值钱东西变卖，小小年纪就开始饱尝生活的艰辛。

1959年，反右倾严重扩大化，苗渤然也开始受到冲击，他已无力保护自己的部下，于是建议父亲去东北林区先锻炼几年再想办法回城，父亲听从他的劝告，在去大兴安岭前回通向病在床上的奶奶辞行。想到心爱的儿子还没有成亲，病榻上的奶奶四处托人，姻缘巧合，父亲与母亲结识，开始商量带她去林区的计划。外公去世后，母亲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在家乡遭白眼的日子让不到20岁的她，决定和父亲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他们成亲了，林区的20年是父亲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被打成右派，被隔离审查，周围没有一个人敢同他说话，他的日子象电影牧马人里的许灵均一样艰难，虽然没有那么多热心的牧民朋友，然而他有着和李秀芝一样纯朴善良的母亲相伴。

1969年父亲回通探亲，回到林区，一下火车后，就被守在车站的人带走，他仅来得及和在车站等候的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被隔离审查的一个月里，他和母亲无法交流，母亲仅仅知道他还活着，在担惊受怕中，姐姐早产三个月来到这个人世，象一个病弱的小猫，用棉絮包着，不知道她能不能活下来。母亲要一边照料孩子，一边留意被放出来的父亲的心情，以防他自杀。她对父亲说：不怕，再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你下放农村，你宽宽地读你的书，我来种地，养猪养鸡养活咱们全家。

1978年爷爷过世，父亲回通奔丧，在北京转车的时候，他买了一份报纸，读到董辅i重新出来工作的消息。回到林区后，他给近30年未见的老同学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归队的心情。老同学多方联系，终于在科学院为父亲联系了一个借调的机会，1979年开始，父亲开始了在京借调两年的生活，同时在董叔叔的帮助下，积极寻找各种途径，准备带我们全家回城，并最终同当年武大的恩师张培刚爷爷取得联系，回到了阔别了30多年的武汉，1981年的夏天，张爷爷亲自随车来火车站迎接我们，我握着他软绵绵的手，他微驼着背向我微笑，我们全家的命运从那一天起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这一切的渊源，都要从1946年，父亲放弃清华读武大来追溯起。

1989年，在武大读研究生的大哥，同班上的另一名同学一起被选派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复特班，并从那时开始，得了一种叫“出国”的病，辗转几年，最终在父亲另一名武汉大学的同学的帮助下，赴加拿大的曼省攻读学位，身上仅带了200美元。

1999年，出国已经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随夫前往新加坡，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开始挣外国人的钱，从此开始了不出国一辈子后悔，出国了后悔一辈子的国外生活。

2009年，我终于登上了从旧金山飞往中国的飞机，回到了阔别了8年的中国。

父亲同我一道回乡祭祖，老宅终于为城市建设让步，被拆迁了，父亲捧回两张放大的照片，一张是爷爷的，一张是奶奶的，他们在相片里对着我们微笑。值得告慰他们的是，通大建筑系的一位老师觉得老宅有古建筑之风，决定异地重建，进行保留，也算是为我们留了一个将来可以凭吊的地方，愿爷爷奶奶在天之灵安息。

如今我回顾建国60年来我们家的起起落落，不禁又想起那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话来，我很难用一个好字或不好，来评价中国的这60年，这60年里，最痛苦的家破人亡经历过，最荣耀的日子也来过，我们的家，更象建国60年来的发展，停步，倒退，又腾飞一样，在个人所不能主宰的历史旋涡里沉浮。岂止是我们一家，新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也同我们一样，被命运一次次抛向山顶，然后又一次次不由自己地滑落谷底。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没有经历过战争和文革的一代人，而今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考公务员，经商，出国等等，人生有了多重选择。已经过去的，再去追悔已无任何意义，我们都带着期望，憧憬中国更美好的未来，因为不论我们这些海外游子身在哪里，祖国的强大，将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