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栏作者余若扬）占领多伦多行动的据点、市中心的圣詹姆斯公园就要寿终正寝。这个决定，是安省高级法庭的法官做出的。

事情闹到法院，是因为多伦多市府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默，终于举出市府附例的规定，要求占领者退出。占领者们的律师提出，事关参与者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的宪法权利，要求法院判决市府的要求不当。法官布朗(David Brown)给了占领者一星期延长的时间，他本人在听过市府和占领者两方面律师的陈词之后，经过详尽考虑，做出了他的判决。

该判决引起社会广泛注目。判决书长达54页，颇有点象政论。他在判决书中设问，“我们怎么共享社区？我们怎么共享公共空间？”

他认为，“抗议者们的要求是让他们支起帐篷、全天占领，该要求的刚性和绝对化，难以满足我们的宪法规定的多种不同利益的平衡。”

在法律的支持下，结束公园的占领行动应该不费太大的周章了。事实上，到星期三晚间，市府发出的最新情况表明，市府在警察的支持下，已经“收复”了公园；无人使用的帐篷及物品均已记帐收存，物主可以前往领回。

问题是这个从美国起源、在世界各国获得回响的活动，在多伦多还能否继续坚持下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可以发现，该活动的口号1%和99%已经颇为深入人心，并且吸引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支持者。加拿大方面，支持者之一是前总理马丁。马丁是著名的削赤政客，但左派则记得他削减了众多的社会支出，此外他曾经是本国大轮船公司的CEO，也可算得上是那1%当中的人选。而他近日表态称，他在占领行动中看到了“相当的价值”，人们对“分配不公和1%的人占据了财富的问题，多有同感”。

据说，在美国该活动的其中一个支持者是费城的一位退休的警察总长。他在稍早前参加纽约的一次相应抗议活动时被拘捕。而他对他的前同僚们说，你们不过是在为那1%的人打工。美国“New York”杂志发文称，现在时代已经跨越了“恐怖袭击”，而进入“分配不公”的阶段。

分配不公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确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扩大，大公司利益对政党政策的影响，对富人有利的税收政策，大学生毕业的高失业率和巨额欠款，等等。而大陆人更曾经目击这方面巨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曾经经历过史上少见的分配无差异年代。但可惜这种缩小分配差异的行为是以绝对贫困为前提的，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在政治强权推动下的结果，因此，当私有化(官方说法是市场化)浪潮铺天盖地而来时，人们也并没有感到失落，反而欢迎。如今，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

再说回多伦多的占领行动。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受到了社会合理的对待。周围邻里和商户，虽然感受到不便，但没有和露营者发生任何冲突。右翼立场如市长福特者，并没有在露宿开始之后就祭出市府附例来对他们开涮，也没有什么浪言浪语。最后，媒体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声援和支持，甚至给他们出主意，说省府门前的皇后公园、市府门前的弥敦菲腊广场，都可以短暂地安营扎寨，传播1%和99%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