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年接收大批越南船民。资料图片）

（文接上期）第二十三天，我们终于被香港水警截获并救上水警轮。我高兴得哭起来了，我们终于自由了。

水警轮在海面行驶，只见沿岸越来越多高楼林立，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凭栏远望着灯光灿烂的东方之珠，凉风轻拂的吹着，心里的喜悦非笔墨能形容。

只要水警轮靠岸，我们就可以叫哥哥来接我们回家，先是洗澡沐浴，然后在这不夜天的大都会要大吃大喝一顿以示庆祝。我脑海里一边盘算着，一边沉醉在迷人的夜色中。

(十) 入营

深夜时份，水警把我们拖到佐敦道码头停下。刚上岸就受到香港移民官将他们需要通宵工作的怨气发泄在我们的身上，他们用极粗劣的言语及态度来侮辱我们，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尊严受践踏和落难异地的可悲。在越南和中国逃难的时候都从没受过这样的对待，刚才在水警轮上的那种响往、渴望、兴奋及梦幻一下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过移民官查问及办了入境手续后，我们被送到政府船坞（黑仓）暂宿一宵。两日后，我们被送往启德禁闭难民营。本来以为一抵港后就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现在我们恐怕还没有与他们见面就己经被遣返大陆去了。我们虽然是真正的越南难民，但曾在收容国家（中国）待过，法律上就不再算是难民了，该称为非法入境者或大陆偷渡客，偷渡客是要被遣返的。

我们住在启德难民营内一幢五层楼高的旧宿舍里面，一百平方尺的房间睡了八个人。每日有两餐供应，有流动卫生设备，除了自由外，一切都很好。香港的难民营比起其他国家的算是最好的了。渐渐地难民越来越多，启德营的空地上盖了很多的临时铁皮屋，南北越难民在里面常有打斗事件发生。

哥哥们从新闻中（因他知道我们船上男女及小孩的数目）得悉我们己平安抵港，亦知道我们的船只被香港政府弃置在佐敦道码头，他认得我们的船只，还拍了照作为纪念。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我依然保留着。

哥哥们常常在彩虹村天桥底下用望远镜探望我们，我们站在五楼房间的窗口向他们挥挥手，好使他们知道我们还在营里。他们会把我们爱吃的速食面隔着高高的围墙抛给我们，有一次被营外的蓝帽子（军警）发现给抓住了，幸好只是口头警告一番就放人了。此后不敢再馋嘴要哥哥冒险偷偷的丢掷食物给我们了。

闲来无事可做，整天凭窗了望，看到人们在对面的彩虹村来来往往，很热闹，好不羡慕。不知道什么时侯才可以自由往来的好像他们一样地生活。我们被关在启德营六个月，每天都等待着出营的那一天，我们不怕暂时失去了自由，只怕会被遣返大陆。

在这六个月里，因为闷得发慌，听说有基督教牧师每星期天来讲耶稣的道理；抱着消闲解闷的心态，我开始和其他信徒一起做礼拜。在中学时曾被邀请到基督教教会聚会，但觉得内容很闷，听不进去，把教会当成赶时髦的活动，最后也就没有再去了。以前觉得很闷的道理，现今在营里听起来竟然觉得蛮不错的。

每星期有两位牧师来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他们其中一位是洋人用越南语讲道（原来他是解放前美国差派到越南的宣教士），郑志彬牧师用粤语翻译，因为大部份在启德的南越华侨难民不谙越语，但听得懂粤语。

除了星期天的聚会外，逢星期二有一个叫做查经班的聚会。在一次的聚会中，牧师讲述上帝爱罪人及人用各种方法追求自我满足，而最终得到的是希望幻灭，只有上帝的爱才能填补人的虚空。那些深奥难懂的道理顿时变成简单的言语，后来才晓得这叫做圣灵的工作正道出我心底的渴求。

当天我把手举起表示，愿意相信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及愿意接受k的恕罪。我要经历神的慈爱，但愿我一生追求以t为我的满足。

(十一) 适应

在难民营住了六个月后，在一九七九年八日二日当台风荷贝（Hope）袭港当天，启德从禁闭营改为开放营。在开放的当天早上，哥哥来难民营接走我们，我们真正获得自由了。

离营时，正值狂风暴雨，母亲等到第二天才离营，她到她妹妹，我们阿姨的家中寄居，我们则在大哥家里住下来。

得到自由后，发现响往已久的香港的生活并不是我以往所想像中那么的美好。当时年少无知，以为来到香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后来才发觉到香港后问题才开始。首先，要面对香港人对越南难民的歧视的态度。我们不敢自己上街去，土里土气的怕出洋相，更怕别人用奇异眼光来看我们。连哥哥们都叫我们不要承认是从越南出来的。

偶尔我们的谈话带有一些越南色彩的粤语，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改掉，亦不可以用带有越南口音的粤语来交谈。其实我们的粤语是很地道的四、五十年代的广州话，是香港人的用语随着时间改变了，而我们还停留在那个年代（父亲离开家乡）的用语。这种生活一点都不好过。

接着下来，我们在大哥厂里工作，一早出门，很晚才收工回家。下班时间到了，但只要大哥还在厂里，我们还得继续工作。每天都站在输送带前做着千篇一律，重覆同一个动作的工作，又累又闷，后来大哥把我调到办公室，才没有那么辛苦。

事隔多年，才知道大哥当时的经济情况很差，大哥大嫂刚开始设纸厂不久，很辛苦的支撑着。当越南沦陷时，在外国哥哥们的经济主要来源突然中断了，三哥往法国去，四哥夫妇一直在台湾生活，大哥负起照顾全家的需要，又要为我们的逃亡付上巨额金钱。七哥没有机会再继续念书，本来打算想升学的六哥亦要投身社会工作。

母亲因鼻炎入院做手术，私人医院的医药费十分昂贵，手术后发现是末期鼻咽癌，医生诊断她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我们并没有将真相告知母亲。母亲不愿意离开香港到外国去，哥哥们提议可以循着法律途径，聘请律师恢复他们和母亲的母子关系，就可在港居留。

在难民营时我申请了到加拿大定居，三个月后接获批准，我不愿留在香港亦不考虑四哥的提议到他那边去生活。在香港获自由的三个月里，每天在沙田的厂里工作，我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游览过。星期天是休息日，六哥或七哥会带我去逛大大或大人百货公司，香港街道到处人头涌现，要费很大的气力才可挤上公车。

到茶楼饮茶，我们分散去“霸”不同的桌子，站在别人的背后看着他们吃东西，等他们结账离座后我们要立刻坐下去。这种等位子的方法，本地人一点也不会感到难为情，哥哥安慰我们说：“以后你们就会习惯”。

妹妹对挤迫有恐惧症，一进入人山人海的百货公司就感到呼吸困难，需要回家休息。因为我们从没有试过生活在这么多人的环境里，要习惯这个高压和高人口密度的生活比我们想像中困难。在中国时那种悠闲探索事物的闲情全被迫人的香港生活耗尽了。

另外是家人亲戚间所起的磨擦。本来家族平安地相聚在港是一件乐事，可惜当大家患难过后，一些过往的误会、伤害、偏见及金钱问题带来了相聚不相亲的矛盾。我很想尽早脱离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去过一个自主和平静的新生活，离开香港是实现我一直响往的独立生活和逃离卷入家庭问题的唯一途径。

我和妹妹很幸运，有兄长们的处处照顾，事事为我们安排。但人毕竟是要长大的，经历逃难的日子后，很多对人和事物的看法和家里的人不一致。明白到这种凡事被安排的生活不尽是福气，我深信在远离哥哥们的荫庇下，我们才可能成长得更刚强。

(十二) 离境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香港政府安排我们离境。离境之前数天，我们需要入住在马头围半禁闭式的女童院内等待办理集体出境手续。离开香港当天，哥哥们在启德机场出境处等候我们，但我们从女童院上卡车后就直接驶往机场的停机坪上飞机去，根本没有经出境处离开。他们等了老半天，送不到我们，只好回家了。

我连启德机场是什么样子都没看到就离开了。带着不愿意离开在港的儿子们的母亲和妹妹，我们飞往陌生的加拿大。

飞机首先抵达亚伯达省爱民顿市，然后把我们安顿在该市郊的一个军营（转接站）里暂住。所有越南船民到达加拿大后都要先到转接站办理入境手续，然后再由转接站分发到不同的城市定居。当时转接站共有两个：东部的设在满地可市，西部就在爱民顿市。在军营住了几天后，我们被安排飞到温哥华市。

我们由当地一家加拿大人的浸信会教会担保（负责我们生活），在温哥华市郊的高贵林市定居。因为当时渥太华市发起了“Project 4000”运动，呼吁加国社团，教会及一些私人团体担保四千个越南船民家庭来加定居。只需要七千加元就可以担保一个船民家庭。基督教门诺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各教会参与这项事工，很多难民都是透过这些帮助来到加拿大重新建立家园的。

抵加后，妹妹可以上中学。母亲的癌症得到控制，使她多活了三年。在这期间，妹妹和母亲都先后相信了耶稣，上帝奇妙的力量释放了母亲怨恨和惧怕的重担，使她可以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喜乐。

我白天在清洁公司打工，晚上重回学校继续读书。在公司里的同事全都是洋人，他们常常在工作小休时帮我改功课，所以我学习英语进步很快。在教会里我们认识了很多敬畏上帝和忠心事奉的基督徒，他们对待我们如自己子女一样的爱护及教导，他们的爱心成为妹妹和我日后事奉的鼓励。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这么与别人不一样的经历，我只可以说上帝的恩典看顾着我，在所走过的路上t保守我。

在此引用谢冰莹的《冰莹忆往》里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结语：

“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都是我愿留下来的记忆，生活与生命真正分野也许就在这里了吧：前者只是一种我们经历过的无法逃避的；有一天终于都会过去的分分秒秒，而后者却是我们执着的，不断想要珍惜地记忆起来的那人和事的总和。”

寄给我在国外或仍然生活在越南的朋友们。愿此文成为我们所走过的岁月的集体回忆。

白佩兰写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渥太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