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玮仁）这段始于1989年秋天的上山下乡生活，与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上山下乡的范围不大，据我所知，只是北京的几个单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我便是其中一员。

1989年6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月，我们圆满地结束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四年的学习生活。毕业时的校园里，除了我们那届毕业生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学生。因此，我们的毕业离校也就没有师弟师妹们送别的场景，只有我们彼此间的执手相看泪眼。

逐个送走了外地的同学们之后，我一人站在我们住过四年的宿舍里，四张上下床都空了，屋子中间的长桌上平时总是杂乱无章地堆满东西，如今也什么都没有了。我拿起笤帚，最后把地扫了一遍，抬眼环顾了一下，一切都如同四年前我们走进这里的样子，才放心地关上门。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听着自己脚步的回声，四年前我们怀着对广播新闻工作的无限憧憬走进这里，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我们踌躇满怀，却前途未卜，茫然不知去向地离开了这里。

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大学毕业生不再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日子宣告结束。之前都知道毕业实习的单位与自己将来的工作关系很大，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部根据我们的个人申请来学校面试后，我被确定在新闻部实习，实习期间的积极表现自不必说，规定的实习结束后，正好是寒假，我还去体育部又实习了四个星期。

没想到，寒假结束后，回到学校，传出了北京的学生毕业后不能去中央台，要把这些名额留给外地同学的消息。这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找工作，和大多数同学们一样，写简历，送简历，成了当时除了几门选修课的学习之外的必做内容。

从专业考虑，去北京电台无疑是首选。几经周折，得知北京电台当时有办经济台（就是全部由主持人直播，当时国内只有珠江经济台）的打算，这当然就需要人，只是那时上级还没正式批示，不便大规模招人。

不久，四五六月间，北京发生的事情，使得我们自寻工作的脚步被迫停止，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地感到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得如此地紧密，这也注定给了我们一个永生难忘的大学最后一段时光。

离开学校以后的那年夏天，我几乎每天外出去新闻单位逐个送简历，但是，那个特殊时期，对接收大学毕业生都是慎重又慎重的，特别是我们这样一种专业。直到1989年8月中旬，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事部来信，通知我前去报到。

虽说当时仍然没有得到上级关于开办经济台的正式批示，但我已经和另外两名大学毕业生成为经济台筹备组的首批成员。北京电台首先安排我们20多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到附近一所小学校进行两周的思想学习，提高认识。学习班结束时，我们被通知尚不能到各个部门上岗，还需到基层中去，到群众中去接受一年的再教育，这可说是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特殊待遇，目的地是北京顺义，房山，延庆等远郊区县的广播局。

刚刚从大学宿舍运回家的行李卷，又被装上了大卡车，我和另外6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了延庆广播局。

延庆位于北京西北郊，距离北京市区70多公里。2010年夏天我带着两个女儿去八达岭长城，当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到延庆县城和八达岭分岔路口时，我不禁给两个女儿忆述了当年在延庆的生活，她俩似懂非懂：“你怎么在山里，离姥姥家这么远的地方工作呀！”

延庆县广播局办公楼是个新建的三层楼房，我们七个人， 四男三女，被安排在二楼的三个房间住宿， 三个女生在一个房间，另外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两个男生，二楼的其它房间是办公室和会议室。白天，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在办公室里，晚上人家都下班回家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天地。

当时，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无事可做，延庆广播局拥有自己的有线广播和电视，局里的每一项工作都专门有人在按部就班地做着。而且，他们外出采访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们也都没有。

一般白天我们在办公室看报纸，看书。晚上，我们没有电视可看，于是我们打牌，听歌，尤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雅坤和贾际主持的“今晚八点半”节目，从不错过。后来有个同学带来一个新的游戏“强手”，出国以后得知这是在国外很流行的游戏“Monopoly”。这个新游戏让我们每个人都很上瘾，也充实了我们单调无聊的生活。

我们每个周六下午，后来变成周五下午，乘长途汽车大约两个小时到达德胜门车站，再各自转乘市内公共汽车回家，我总共需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家，周日下午再返回延庆广播局。

延庆县城地处塞外，随着天气的转凉，感觉那里和市区温差不小，但是空气是绝对的清新，特别是早上。现在回想起来，那确实是很好的疗养地。

当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吃饭。局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回家吃饭的，因此没有食堂。附近有个餐厅，我们便成了那里的常客，对于一个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我们来说，得专拣最便宜的吃，只有包子和炒饼这两样比较适合，菜肉面都有了。因此，中午包子，晚上就吃炒饼，中午炒饼，晚上就是包子。时间久了，餐厅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们了，见面就问：“包子还是炒饼？”

再好吃的包子炒饼也有吃腻的时候。后来，每个周末回家，母亲都炸一瓶黄酱让我带去，这样我们可以到附近粮店买些干切面，在菜站买棵白菜，在电炉上煮熟，拌着炸酱一起吃，姑且算是暂时改善一下伙食吧。

秋天，正是山里各种农作物成熟的季节。有一次我们每人都买了些新鲜的核桃带回家，在德胜门长途汽车站一下车，就有一个人迎上来问我；“大姐，您的核桃多少钱一斤啊？”竟然有人把我当卖核桃的了！这成了当时我们中间的笑料。不过，我倒觉得那时要真的能当个卖核桃的也不错，至少能有个事情做呀。

当时和一些外地的大学同学通信得知，他们回到家乡都很快找好了工作，并且走马上任，有的已经初见成绩。这更让我们为眼前的消磨时光和浪费青春而感到无可奈何。

这么想着想着，就终于来了一件事。延庆县即将举办一年一度的知识竞赛，每个单位派出两个代表参赛。广播局领导找到我们说，局里出一个党员专门准备党的知识部分，我们七个人中间再出一个人负责准备法律知识部分。大家一致推举我来担当这个重任，我也没推辞，好不容易有点儿事来打发时间了。刚从校门出来不久，背书的功夫还是有的。于是，百十来道题，我天天背，其他六个人也常常拿着题目考问我，因此，很快我就背得滚瓜烂熟，对答如流。

那时我们已经改为星期五下午回家了，我参加的比赛是在星期六上午，在一起的那六个人因为事先都跟家人说好星期五回家，又没电话，实在不便更改，他们都为不能陪我参赛而倍感不安。临走时，又拿着复习题帮我复习巩固了一遍，就和我说再见，等着好消息。

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整栋办公楼里就我一个人，现在想想很后怕，可当时一点儿没害怕。

比赛现场很专业，比赛规则也是那时常见的方式：主持人念完题，说“开始”以后，才能按铃抢答，答对加10分，答错没分，如果按铃早了则扣掉10分。其实当时在电视上经常看到这类比赛，但是亲自参赛，还是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第一题是个法律知识题，我知道答案，可是按铃晚了，被另一参赛单位答对得分。接下来有两三道题都是党的知识题，和我一起代表广播局的那个党员，答对一题，得到10分。之后，是一道法律知识题，不幸的是，我按铃早了，被扣掉了10分。看来，我必须集中精神，我提醒着自己。

没想到，后面的题几乎都是法律知识，我频频抢答得分，其中一道题，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骑自行车的八要八不要”，我一字不差地答出，引来在场观众热烈掌声，主持人笑着说，“其实你答出四要四不要就能得分了！”接下来，所有法律知识的题目都被我一人抢答成功，根本不给别人任何机会。到最后，我简直就是在观众的掌声中作答。

比赛结果不言而喻，延庆广播局以遥遥领先的分数获得第一名，当我们捧着第一名奖状回到局里，领导当即送给我和那位党员每人一对花枕巾留念。后来这对花枕巾漂洋过海随我去了英国，又来到加拿大，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这次知识竞赛获胜以后，我的很多事情都出现了转机。那个星期六下午我一回到家，父母就告诉我在英国的哥哥托人给我带回来了去英国自费留学的材料，这是我一年多以前写信请他帮我办的，后来他一直没就这件事明确答复过我，我早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没想到，他突然间办成了这件事。

父母带我取回材料以后，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虽然当时已经有了工作单位，但是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因此决定还是去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母亲就郑重其事地给延庆广播局领导写了一封为我请假一周的信。我利用那一周时间，准备好了所有办护照的材料，并且递交到公安局。当我拿到护照后不久，就有新的政策颁布：大学应届毕业生服务期满5年才允许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而我已不在被限制之列。

很快，12月中旬的时候，北京电台就通知我回去，因为经济台已被上级批准开办，需要我回去做筹备工作。我回去一个多月以后，1990年2月初，北京电台决定召回所有下基层锻炼的学生。这样，预期一年的上山下乡生活，实际上只有五个多月就全部结束了。

1990年8月6日清晨，北京上空响起了AM1026的呼号，我和同事们一起筹办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正式开播了，大板块的由主持人以谈话的方式主持，听众热线电话参与的直播形式，在当时，令北京的市民们耳目一新。开播后22天，纵有万般不舍，我还是踏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

巧的是，我在走之前居然还有一个回延庆的机会，是去参加延庆龙庆峡冬季冰灯节新闻发布会。再次见到延庆广播局的同志们，大家都亲切地说我这是回娘家，当听说我很快就要出国时，局领导马上送我一对景泰蓝花瓶留念，这对景泰蓝花瓶也被我带去英国，又带来加拿大保存着。

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还特意临时安排我做即兴讲话，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场很多人都说认识我，原来，我参加的那场知识竞赛延庆有线电视做了现场直播，而我当时竟全然不知。

2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这段往事，虽然当时感觉很无奈，也很无聊，但是，它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不仅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也让我学会了凡事不怨天尤人，懂得了珍惜每一个机会，努力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