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玮仁）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古往今来，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和教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自打开始从事中文教学，每次与母亲通话时，母亲总会关切地询问“你的课上得如何？”然后，彼此的话匣子就打开收不住了。母亲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从18岁师范毕业到退休，由一线教师到校长再到进修学校的教研员，荣获“特级教师”称号。谈教育问题，这是她最熟悉也是最热衷的话题了。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北京郊区一所农村小学的校长，我们兄妹三人也先后在这所小学上学。六七十年代，很多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学工务农占去不少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春天挖蛹，夏天打苍蝇割草捡麦穗，秋末冬初抱大白菜入窖，还有冬天拾粪等等。但是，学校的教学活动在母亲的统筹下也还在有计划地进行着，而且每学期都根据不同年级的水平出题目进行各种比赛，拼音、口算速算、书法，等等，以此来促进教学。

1979年，也就是我小学毕业那年，北京市第一次开始实行统一升学考试，我们区唯一一所市重点中学面向全区城镇乡村所有小学招收一百名学生，结果我们学校有我和另一位学生被录取。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能有两个学生被市重点中学录取，这在当时带来不小的震动，也是作为校长的母亲一直严把教学关的结果。

母亲教过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和母亲外出走在路上，常常会遇到母亲以前教过的学生前来打招呼。其中不少人还要回忆一段以前母亲上课时的情景。特别是有些上学时调皮不听话的学生，他们忆起往事，总是很感激母亲当时的循循善诱，才令自己有了醒悟和后来的发展。我在边上看着听着，不免联想到“教师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职业”这句话。一个老师，真的是可以影响学生的人生，也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发展，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所以，母亲常常说，对待调皮的学生，需要的是老师耐心的引导。这一点我在现在的教学中也是深有体会的，有些看起来不那么言听计从的所谓不听话的孩子，其实多是思维活跃创造力比较强的孩子，想办法发挥出他们的特长，就能挖掘他们的潜力和激发学习的兴趣。每到放假前夕，学生和家长们与我依依话别，也总是令我欣慰。

母亲对我们的关爱也是无微不至和尽心尽力的。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哥哥在准备参加考试期间，母亲到处寻找复习资料，并常常挑灯夜战，执笔抄写练习题。哥哥1979年被选派出国留学前夕，母亲昼夜紧张忙碌地做各项准备，赶制衣物，是典型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以致哥哥出国后，母亲因劳累过度大病一场。

母亲在我小学升中学的全市统考前也是努力帮助我补习，最后我以全区第七名的成绩被市重点中学录取。而且，因为基础比较牢固，在中学的学习也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时，以北京市三好学生的身份，得到免试直接升入这所市重点中学的高中。

除了学业以外，母亲十分注重我们生活能力的培养。她说，数学中有一门统筹学，就是与做家务相关联的，所以，在生活中学习锻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从小就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甚至提水洗衣服，母亲教会我和姐姐手工毛线编织，每到寒暑假时，我们都要织毛衣围巾。我在准备高考的阶段，同学们都是在学校吃午饭和晚饭，以节省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而我因为热衷做饭，每天下午放学都回家亲自做晚饭，吃完再回学校上晚自习。后来我大学毕业一年就出国自费留学，这样的独立生活能力为自己带来很大的自信。

母亲想尽办法，创造条件，丰富我们的文娱生活。我小时候家住农村，只要电影队一来放电影，母亲就早早地给我们吃晚饭，然后带我们去学校操场等候看电影。如果得知城里电影院放映我们还没看过的电影，母亲就和父亲一起，利用星期天骑自行车近一个小时带我们去看。

我的大女儿出生前，父母第一次来多伦多探亲，他们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带来最多的物品是中文儿歌磁带和童话书，据母亲说，她只要一看见有合适的就买，所以就搜集了那么多。而且，为了我教孩子方便，还一边听录音磁带，一边把里面所说所唱的儿歌逐字逐句地工整地写在本子上。

孩子出生以后，我们一直把这些磁带放在车里，每次开车外出，孩子们都手舞足蹈地边听边唱边说，她们从小听着中文儿歌长大，为学习中文和热爱音乐都打下很好的基础。那些童话书，也成为她们中文学习的入门教材，其中好几本是她们爱不释手的，也有一些因为常常读，都自然而然地背诵下来了。现在我教中文，又把这些保存了十多年的磁带和书翻出来，从中找出适合学生们的课外材料。

也是在那次探亲，母亲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传授持家理财之道。

母亲的教育，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都是天性使然，但却比什么大道理都深刻，也容易被人接受。如今，母亲的很多教育方式都被我用在中文教学和教育我的两个孩子身上。细细想来，母亲的身教与言传其实就是我们的家风，根深蒂固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一生，引领着我们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并且一代代地传承下去。